司马昭灭蜀之后，原本计划休息三年再去攻灭吴国。然而，命运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在灭蜀的第二年，司马昭便突然去世了。不到半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权力，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西晋正式建立。然而，即便新帝即位，西晋对吴国的伐征却迟迟没有行动，直至十五年后，才终于向吴国发动了进攻。

吴国最后的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他的个性复杂多面，既残暴又多疑，且荒淫无度，醉生梦死。然而，他又并非一无是处，虽然放纵，却依然表现出某些智谋与才能，显然与蜀汉的刘禅截然不同。孙皓的治下，吴国的赋税与徭役沉重，民众的苦难可见一斑。 在孙权时期，大臣张昭和陆逊便曾上疏，提出希望减轻税负，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战事频繁，国家财政和兵员紧张，重税徭役几乎不可避免。直到孙皓继位，虽已没有战争威胁，但他仍不断修建豪华宫殿，耗费巨额财富。民众的劳役和苦役不断增加，甚至连后宫宫女的人数都已达数千，每年还要挑选新的宫女来充实。

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的陆凯也曾上疏提醒：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如今，百姓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日子已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大臣们享受着高额俸禄，却并未尽责匡救百姓的疾苦。自孙弘创造义兵以来，百姓已无力耕种，分家后劳役重负，生活日益困苦。老百姓抱怨纷至沓来，离散家庭的情形日益严重，国家的根基也在逐渐露出危机的迹象。 贺邵同样上疏劝谏：自孙皓登位以来，法令日益严苛，赋税和徭役越发繁重。百姓在艰难的生活中举步维艰，老幼饥寒交迫，地方官员一味惩罚百姓，法度和刑罚愈加严苛，百姓痛苦不堪，家破人亡。更有甚者，江边的守军既要拓展疆土，又要防备外敌，民众被征发、剥削的情况愈演愈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子反目、人民背离，叛乱此起彼伏。然而，孙皓对这两位忠诚的臣子愤恨已极，最终贺邵被残忍处决。

吴国的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孙皓的暴政，纷纷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参与者已达一万多人，直逼建业。交州、广州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这一连串的抗争表明吴国的统治正面临崩溃。而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得吴国上下人心涣散，晋朝朝廷内，也有不少大臣提出讨伐吴国的提议。朝中分为两派，一派以羊祜为首，主张伐吴；另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晋武帝性格懦弱，缺乏决断，难以做出明确选择。 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情况也逐渐明朗。咸宁五年，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建议：孙皓暴虐不仁，早日征伐方能除掉后患。如果让孙皓继续存活，恐怕将来更是强敌。镇南大将军杜预也上疏表示：当权者应该从利弊角度考量，攻伐吴国，胜算大，失败则无非是白白浪费时间。这两份上疏及时递交给了晋武帝，而他正在与张华对弈。张华也认为，孙皓的暴政必然为国所不容，讨伐吴国实则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举措，因此应当果断决定。

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发兵伐吴。 冬季十一月，晋朝发动了规模庞大的伐吴战争，六路大军从长江上下同时出击。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从涂中（今安徽滁县）出发；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带领，从江西出发；建威将军王戎率军从武昌出发；平西将军胡奋则带队从夏口出发；镇南大将军杜预则从江陵出发；最西的队伍，由龙骧将军王濬带领，顺流而下，从蜀地而来。六路大军总人数超过二十万，但总指挥竟是当初最反对伐吴的贾充。 在这六路大军中，王濬所在的军队作战最为英勇。在长江的西陵一带，吴军曾试图用铁索封锁水路，然而王濬迅速突破重围，继续向吴都建业推进。随着江陵、夏口、武昌等路的晋军陆续取得胜利，晋军很快便逼近了建业。孙皓见势已去，只得投降。 最终，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