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4月，诗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在给妻子娜塔丽娅的信中写道：“看我们的小萨沙将来跟他的皇族同名人和谐相处吧；我跟自己的同名人没有处好。但愿上帝不要叫他步我的后尘去写诗，去跟皇帝争论！”——普希金名亚历山大，而此处他自己的“同名人”，正是俄国历史上唯一被称为“洪福齐天”（the Blessed）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777-1825）。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自幼由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抚养成人。1801年，他的父亲保罗一世因反复无常的暴政导致内外交困遭贵族谋杀后，他顺理成章入承大统。执政之初，为挽救日趋危亡的沙皇制度并实现年轻时的政治理想，亚历山大一世组建非官方的“秘密委员会”，践行改革——一面以刀剑向外宣扬国威，屡屡组织“反法同盟”抗击拿破仑；一面又在国内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为大众谋福利”等口号笼络人心，一时颇得好评。

有感于前朝贵族势力尾大不掉并导致贪腐横行，亚历山大一世颁布《关于文官官衔的敕令》，规定从今以后凡欲进入文官系统者必先考核，严禁将未获大学文凭之人提升为八等文官，同时成立监察机构惩治腐败。此外，他还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打算从君主专制转向依宪治国。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宣布裁撤若干冗余部门，将中央政府精简为外交、内务、司法、财政，以及国民教育等八部，每部设大臣一人，直接向沙皇本人负责。这一改革举措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

与此同时，为了打造启蒙时代开明君主的形象，亚历山大一世下令释放一部分政治犯，放松书报检查制度，仿效西欧国家成立议会，并计划永久废除农奴制。像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一样，亚历山大一世广泛结交欧美文化名人和启蒙思想家。他与斯塔尔夫人长期保持书信往还，并曾在巴黎出席夫人主持的沙龙，和法国哲人畅谈自由和立宪；在意大利，他与时任法国驻罗马使馆秘书夏多布里昂倾心交谈，纵论欧美政治格局。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和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关于俄国政体选择的探讨。

效仿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之间的哲学通信，信仰东正教的沙皇向启蒙哲人杰斐逊请教：有没有可能在俄国实行“总统制”？对此杰斐逊并未作正面回答，而是劝告沙皇必须结合本国国情，从长计议——“您坚定奉行明智的原则，以您的人民作好准备予以接受和保持为前提，逐步地、适度地实现善良的意愿；在您的有生之年，这些原则必将使您的人民和您本人沿着改善他们生活境况的道路迈向遥远的前方……”然而，由于拿破仑战争爆发，亚历山大一世雄心勃勃的政改方案尚未及施行便被迫中止。

“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前五次战争，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1811年，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执行法国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加之此前他又断然拒绝拿破仑“联姻”的请求，导致后者恼羞成怒。1812年，拿破仑亲率五十万大军远征俄罗斯。法军长驱直入，直捣莫斯科，但俄军在库图佐夫元帅指挥下，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最终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溃不成军。亚历山大一世挥师南下，直捣巴黎，拿破仑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宣告退位。亚历山大一世以盖世之功被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尊称为“欧洲的救世主”，其个人声望此时亦臻于顶峰。

拿破仑、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与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07年在提尔西特

像无数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一样，就读于皇村学校，并曾在开学典礼上接受沙皇检阅的普希金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一世写下颂诗，颂扬他的丰功伟绩——这一场胜利不仅打破拿破仑战无不胜的神话，同时也使得长期被视为欧洲二等公民的俄国民众扬眉吐气。怀着和广大民众同样的迫切心情，普希金希望沙皇能够利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国内外的有利局面，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引领老大帝国俄罗斯朝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然而，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或者说主要由于沙皇的个人原因，俄国未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全方位的跨越式发展，相反却走上了保守僵化的老路。普希金后来在《皇村回忆》（Memories in Tsarskoye Selo）中将沙皇颂诗悉数删除，其失望与愤懑之情可想而知。

约翰·彼得·克拉夫特（Johann Peter Krafft）创作的《莱比锡战役后的胜利宣言》。1813年，亚历山大、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莱比锡战役后会面。

照传记作家的看法，亚历山大一世各项改革的最终失败，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俄罗斯社会普遍弥漫着保守怀旧情绪（正如杰斐逊担忧的那样，保守主义在俄国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向处于强势地位），外加落后的农奴制以及始终无法根除的腐败现象，皆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障碍；但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一世本人的性格、处事方法和执政风格才是各项改革无疾而终的主要原因。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卫国战争，沙皇取得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并依靠军方将领的绝对效忠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继叶卡捷琳娜之后俄罗斯帝国唯我独尊的“独裁者”。但他既缺乏祖母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更缺乏她百折不挠的意志精神，最后弄得自己意气消沉，甚至不止一次计划退位，遁入空门。

亚历山大一世原本以温文尔雅、礼贤下士的形象示人，然而，在被吹捧为全俄乃至全欧的“救世主”之后，他开始以弥赛亚的形象出现于公众面前。无论走到哪里，沙皇既要展示他的宽仁风度，又要体现他的绝对权威——他“无法摆脱自己身上跟虚荣心合在一起的敏感个性，这种个性把善意的行为变成一种舞台演出，听见掌声就感到无比陶醉”。久之，在无处不在的鲜花和掌声氛围烘托下，他日益变得刚愎自用。某次，得知议会“忤逆”他的旨意后，沙皇下令强行解散议会。司法部长杰尔查文（Gavril Derzhavin）犯颜直谏，却遭沙皇怒斥：“现在你是皇帝还是朕是皇帝？加甫里尔，你虽然是朕的导师，但请你记得，朕是你的皇帝！朕说怎么做就怎么做！”随后，杰尔查文被解职。沙皇身畔再无聒噪之音，唯余阿谀奉承之词。

亚历山大一世好大喜功，曾不惜巨资，耗费十年时间（1801-1811），修建供奉圣母像的喀山大教堂。卫国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英灵，他又诏令在莫斯科新建大教堂。关于教堂的选址，王公大臣众说纷纭，结果沙皇一锤定音，选在莫斯科近郊麻雀山（Sparrow Hills）——尽管此处视野开阔，风景优美，但专家认为这座沙土山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数十层的庞然大物。1817年10月，沙皇亲自出席盛大的奠基仪式，随后颁布谕旨，责成组建工程实施委员会，并任命亲信大臣主其事。于是，在沙皇亲自部署和指挥下，教堂兴建工作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为方便原材料运输，在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一条崭新的运河被开凿出来；从莫斯科郊外发现的地下矿坑里开采的大理石，被源源不断运往施工现场；为了增强观赏性，工程委员会不惜巨资延请英国机械师修建了一整套扬水装置，可以喷射出七十米高的水柱，令人叹为观止。可惜，造化弄人，亚历山大一世并未能等到千年伟业竣工的那一天。更令人唏嘘的是，在沙皇驾崩后，教堂工程委员会旋即宣告解散。官方审计结果：主事大臣涉嫌贪腐，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流放，家产亦被充公。

和烂尾的大教堂一样，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改方案也如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收场。他最得力的改革大将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于1812年以“里通外国（拿破仑）”的罪名被褫夺公职并惨遭流放，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主张的警察专制——喧嚣一时的改革热潮过后，俄罗斯像反动的普鲁士一样，重回“警察国家”的行列，令亚历山大一世徒唤奈何。诚如史家所言，尽管亚历山大一世“以最真诚的愿望希望俄罗斯社会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但他的自由主义过于理想化，和俄罗斯的现实与具体国情格格不入”，此外，他的意志过于软弱，不愿和社会保守力量发生正面冲突，所以每项改革措施出台后，都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最终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措施能够切实完成——人送外号“烂尾王”。

对于亚历山大一世的依违两可、反复无常，普希金深恶痛绝，曾不止一次作讽刺诗加以嘲弄。以共济会为例——最初，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人脉，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治改革成果，为此曾驾临共济会位于敖德萨的总部，甚至自称是共济会在俄罗斯的“保护人”。然而，转眼之间，他又警觉共济会对其政权的威胁——后者与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遂改弦更张，下诏宣布共济会为非法组织，并严令禁止其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切活动。如此摇摆不定、翻云覆雨，令属下群臣不知所从。

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尔沃议会确认了新的芬兰宪法，使芬兰成为一个自治的大公国。

当然，更令普希金出离愤怒的是亚历山大一世在立宪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先是，亚历山大一世于1818年3月在波兰国会发表演说，允诺继波兰之后，将在俄国实行宪政——沙皇此言暗示俄国的民众素质及整体文明程度低于波兰，使得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在德国亚琛会议上，沙皇却同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签署共同宣言，声称要维持现行制度，保护各族人民免受君主立宪制之“诱惑”——这意味着行宪一事终成泡影。正是在这次讲话之后，普希金创作了他那首长期被封禁的讽刺诗《诺埃尔童话》（Tales of Noel），这也是诗人首次公开抨击沙皇。普希金将该诗命名为“童话”——尽管事实上谁也不会认为诗人在讲述童话故事，并在童话中将“食言自肥”的亚历山大一世呼作“四处游荡的暴君”（nomadic despot）。似乎意犹未尽，在诗体小说《奥涅金》中，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措辞愈发严厉（“愈是肥胖，行动就愈困难”），甚至贬斥他为“懦弱狡诈（weak and wily）的统治者”和“秃顶的纨绔子弟”（a baldish fop）。

同年，诗人推出更具杀伤力的《致恰达耶夫》（To Chaadaev）。这首抨击沙皇专制独裁、歌颂自由的诗歌发表后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贵族青年和近卫军官兵中广泛流传，并迅速传遍整个俄罗斯，令当时正在秘密策划革命的“十二月党人”备受鼓舞——起义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一百多名党人全部佩戴一枚秘密徽章，徽章上镌刻着《致恰达耶夫》结尾的名句：“俄罗斯要从睡梦上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Russia will wake from her slumber, And on the ruins of autocracy/Our names will be written!）

普希金

不出意料，普希金和当局的正面硬刚很快遭到举报——据说，有人亲眼目睹普希金手持法国刺客卢维尔（Louis Pierre Louvel）的画像出现在皇家剧院的观众席上，画像上有一行大字：“给君王的教训”（A Lesson to Kings）——这无疑是对沙皇的“大不敬”。1820年，首都秘密警察查获普希金的手稿，赫然发现其中一株“大毒草”——即日后声名远播的《自由颂》（Ode to Liberty）。相比于同期其他诗作，该诗反抗沙皇暴政的意图“昭然若揭”。一开始，诗人便开宗明义：“我要对世界唱出自由的强音，抨击那宝座上的淫行恶迹。”随后，诗人将目光转向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唉！无论我向哪里看去/到处都是皮鞭，是镣铐/是法律致命的耻辱/是奴隶羸弱的泪水。”紧接着，诗人话锋一转，告诫沙皇及欧洲各国君主，“统治者们！你们的王冠和宝座是法律给予的，而非天赐”，并引证从刺杀恺撒大帝的布鲁图斯到诛杀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等英雄人物，敦促为政者必须尊重“法度”和“人民的意志”——“只有在那里，在那强大的法度与神圣的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民的哀愁，才不会覆压在帝王的头上”。

事实上，这也是普希金持之不渝的政治信念，即统治者的权力是法度给予的，而不是靠血统传承得来的，因此，尽管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拥有统治万民的权力，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度的制约，绝不能恣意妄为。在诗的结尾处，普希金以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的路易十六为例，正告自诩“谨遵法度”的亚历山大一世：帝王若玩弄法度于股掌，必将遭受严惩。或许正是这“不当”的类比，令生性敏感的沙皇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自从被军演轰鸣的炮声震坏左耳膜导致听力受损后，他变得越发疑神疑鬼，每见群臣窃窃私语，便怀疑他们在妄议朝政或毁谤人主——据说沙皇对近臣下达的口谕是：“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写的诗煽动性很强，流毒全国，整个年轻一代都在背诵。”幸得友人从中说项，诗人最终被“仁慈的”沙皇改判流放南俄（后被调往敖德萨）。此后五年间，尽管诗人不断上书，请求返回首都，但直至沙皇驾崩，始终未得“恩准”。

流放区区一个普希金显然无法根除亚历山大一世的心病——父皇被谋杀留下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而他本人被贵族集团提前告知这一密谋更令他终生背负道德愧疚。1824年秋，他在军中倚为股肱的骑士近卫团将领暴卒，使得他立刻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女儿索菲娅公主突然患病去世。同年11月，彼得堡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使得成百上千的居民丧生，无数的房屋被冲毁，大量的民众无家可归。迷信的沙皇将这一切视为上天的震怒和末日的预兆——在他出生那年，首都暴发的洪水也曾使得无数民众流离失所，由此他越发感到心惊胆战。为寻求精神寄托，亚历山大一世在晚年皈依宗教神秘主义，终日匍匐于圣像前虔诚祷告，并打算遁入修道院苦修，为罗曼诺夫王朝以及他本人“赎罪”。随着精神状况日益衰颓，他也越来越倦于政务，正如他在1825年10月对忠心耿耿的宫廷事务总管所言，“我已经任职二十五年，一个士兵服役这么长时间也可以退役了……”一个月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病逝，无嗣。同年12月26日，其弟尼古拉一世继位。而就在这一天，在俄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尼古拉一世派兵镇压，于是这位新任沙皇“隆重地用绞刑架开始了他的统治”（赫尔岑语）。

亚历山大一世死亡面具

普希金比他的“同名人”亚历山大一世多活了十二年。在诗人因与情敌决斗重伤而逝前一年，他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杰作《纪念碑》（Monument, 1836）：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

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The Alexander Column）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

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

诗中提及的“纪念石柱”高四十七点五米，净重六百吨，由整块花岗岩制成，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为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而竖立的“人工纪念碑”。然而，在普希金看来，他为自己建立的“非人工纪念碑”不仅能力压沙皇一头，而且无疑将“活得更久长”——因为，正如拿破仑晚年感喟的那样：长远来看，“思想比刀剑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