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由晋代著名学者葛洪（283-364）撰写，葛洪字稚川，出生于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书作完成于东晋南渡之后。这部巨著分为内篇二十卷与外篇五十卷。葛洪在内篇中自称言及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以及禳邪祛祸之事，明显属于道家思想；而外篇则论及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更偏向儒家观念。葛洪自幼生于江南，经历西晋的动荡又随南迁东晋，形成了他敏锐而开阔的思想视野。

外篇的议论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孙吴、西晋及东晋社会、文化与思想的第一手史料，对于研究当时社会格局提供了珍贵依据。而内篇则可被视作最早的道教经典之一，后世学者如王明对内篇进行了《抱朴子內篇校释》，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和注解。《真诰》则由梁代陶弘景（456-536）撰写，陶弘景字通明，出生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本书分为运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共二十卷。内容部分借鉴了佛教《四十二章经》，篇名多模仿纬书形式，其实质是记录仙人启示的经文，陶弘景等人对其进行了整理与注解，这也反映了当时道经的形成与传承方式。

《真诰》不仅是早期道教经典与原始宗教史料，其内含的史实也极具研究价值。例如，《稽神枢》中第四卷提及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条注：‘大胡乱者是刘刘聪时也，石勒为小胡’；《握真辅》第二卷八月三日条注称谓如今徇萧卖物人也；《翼真检》第一卷记载唯书历日贸粮，以续气命。运象篇第四卷中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来。汝来当可得，芝草与汝食，注云此两得及来并戏作吴音，保存了音韵学史上重要的资料。

《冥通记》亦为梁陶弘景所撰，共四卷，书中记录其弟子周子良每日接受仙人启示的过程及对话内容，提供了道家修行场所与修炼方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夹杂不少社会风俗。例如卷一永嘉老姥髻下注云：此髻法宽根垂至额也，以及修道者睡觉时不裸身露髻，周氏信仰俗神、帛家道等，均为研究当时社会习俗的宝贵材料。 《出三藏记集》由梁僧祐（45-518）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目录，全书十五卷。首卷论述译经起源，二至五卷列历代译经目录，第六至十二卷收录诸经序文及后记共一百二十篇，最后三卷为译经人的列传，自后汉至南齐，共记外国二十二人，中国十人，成为最早的僧人传记资料。

《高僧传》由梁慧皎（497-554）撰，共十四卷，分为十门：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明律一卷，亡身、诵经一卷，兴福、经师、唱导一卷，叙目一卷。书中收录后汉至梁初中外僧人二百五十七人，附录二百余人，为三国两晋南朝僧人传记的集大成之作，但北方僧人资料相对缺失。

唐代道宣（559-667）编《续高僧传》三十卷，结构与慧皎相近。正传所收四百八十五人，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僧人三百四十二人，北朝占二百五十一人，弥补了慧皎《高僧传》中北方僧人资料的不足。隋朝僧人数量也远多于魏齐周代。梁宝唱撰《比丘尼传》四卷，记述晋升平（357-361）至梁天监（502-519）间共六十五名比丘尼，卷一至卷四依次收录晋、宋、齐、梁各代人物。

《弘明集》由梁僧祐辑，共十四卷，辑录自后汉牟融《理惑论》以后至东晋南朝各代佛教文献，涉及佛道两家辩论、沙门是否应向王者致敬、僧人管理诏令等内容。除教义思想之辩难外，也补充一般历史资料，如宗炳答何衡阳书：管幼安风夜泛海，同闾皆没；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文帝自称‘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言晋明帝手画如未之容，都为研究东晋南朝宗教史与思想史的重要依据。

唐道宣又辑《广弘明集》二十卷，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乂、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十篇，文章收录范围更广，涵盖佛教以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料。例如梁阮孝绪《七录序》，对研究三国两晋南朝史学及目录学价值极高；曹植《辩道论》论述曹操对方术之士的防范与禁令；萧子显《讲摩诃般若经序》则提及运吏散米救贫民应入大辟的社会施行情况，皆是不可多得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