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吴越国的这段权谋故事，真的越品越有滋味。同样是钱氏子弟，钱弘棕握着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才即位七个月就被软禁；而钱弘俶却能以仁心聚人心、以格局稳朝局，甚至为了百姓甘愿放下个人荣辱。这两人的差距，从来不是身份和机遇，而是眼界、担当和对“权”的理解。 钱弘佐其实是个被严重低估的明君，他年轻临危即位，接手的本就是个烂摊子：朝堂上胡进思手握重兵，朝堂外有经济危机，家族里还有几位养子虎视眈眈储位。但他看似处处妥协，实则心里跟明镜似的，步步为营布局朝局。他知道程昭悦是小人，却还是重用对方，因为这人能解吴越的经济难题，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他忌惮胡进思，却不贸然动手，反而提拔元德昭、仰元诠等大臣形成制衡，避免朝局失衡；就连临终前的托孤安排，都是妥妥的万全之策：让元德昭主理朝政，给胡进思足够的名分和尊荣，让钱弘俊掌内牙兵权、水丘昭券守王都，四人互相牵制，还特意叮嘱厚待钱弘俶，为吴越留好后路。 钱弘佐算得明明白白，胡进思争的从来不是权，而是名声和家族荣光，只要给足面子熬到他离世，朝局自然会稳；他也料到钱弘棕早就开罪了胡进思，特意搭起钱弘俊、水丘昭券和胡进思的三足鼎立之势，可惜这一切，都被刚愎自用的钱弘棕亲手毁了。 钱弘棕的悲剧，完全是自作自受。他一直看不上钱弘佐的“隐忍”，觉得对方太过怯懦，总认为自己能镇住所有局面，却忘了自己既无军功傍身，也不懂君王的平衡之术，更没学会识人用人。托孤时他故意不召胡进思，水丘昭券和元德昭一眼看出问题，劝他亡羊补牢，他却置若罔闻；为了拉拢势力，他篡改遗训、试图和水丘昭券联姻，还想靠简单的犒赏收买军心，殊不知将士们拼的是生死交情，哪会被几句空话轻易打动；他明明步步紧逼胡进思，却没胆量直接动手，只敢搞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最终逼得胡进思先下手为强，杀了水丘昭券，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更可笑的是，他还把趋炎附势的何承训当成心腹，殊不知这人只是为了活命才投靠他。眼看钱弘棕斗不过胡进思，何承训直接倒戈，揭发了钱弘棕想杀胡进思的心思，让胡进思有了名正言顺的自保理由。就这样，钱弘棕即位仅七个月，就因自己的愚蠢被软禁，落得这般下场，怨不得任何人。 而钱弘俶的成长和格局，恰恰和钱弘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汴梁之行让他褪去了青涩，彻底看清了乱世的本质，也懂得了隐忍和顾全大局。他身边的崔仁冀、沈寅、路彦铢、葛强，个个都是愿为他赴汤蹈火的人，这从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真心相待。崔仁冀和沈寅曾身陷险境，是钱弘俶出手相救才捡回性命；路彦铢麾下六十名大将，本被人轻视活得毫无希望，是钱弘俶给了他们机会；葛强为报仇买官，是钱弘俶帮他了却心愿，换来葛强“郎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赤诚，甚至甘愿辞官护他周全。 人心都是相互的，钱弘俶把身边人放在心上，才换来了众人的死心塌地，这是钱弘棕永远不懂的道理。钱弘棕召他回京，不过是想让他当枪使，替自己和胡进思争夺兵权，全然不顾他的安危，可钱弘俶即便看清了堂兄的心思，仍为了吴越的安稳一次次提出合理建议，只可惜全被无视。 胡进思软禁钱弘棕，从来都不是想谋权篡位，一来是为了自保，二来也是为了吴越的安稳。彼时中原局势动荡，若让钱弘棕继续执政，吴越国迟早会陷入战乱，百姓遭殃。但他也看清了钱弘俶的能力和人心，经胡璟提醒后更是明白，钱弘俶上位后若想对他动手，朝中无人会反对。于是他以退为进，穿上麻布衣请辞告罪，而钱弘俶的选择，尽显一代君王的大格局。 他心里清楚，胡进思若死于非命，军中必定大乱，朝堂和百姓都会跟着遭殃。父亲和兄长为了吴越百姓，能按下杀父之仇隐忍布局，他也必须守住这份安稳。于是他顺势挽留胡进思，复起钱弘俊，重新搭建起制衡的朝局，甚至不顾旁人反对，执意保住了钱弘棕的性命。这份为了百姓的隐忍和仁心，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其实吴越国的这段故事，道尽了乱世的生存智慧，也给了我们太多现实启示。钱弘棕的失败，在于他只看到了权力的诱惑，却没看到权力背后的责任，不懂平衡、不会识人、不顾大局，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而钱弘俶的成功，在于他始终把百姓放在第一位，把个人荣辱放在身后，懂得隐忍，珍惜人心，更懂得为了大局适当妥协。

后来钱弘俶选择“纳土归宋”，和他当初稳住胡进思的初衷一模一样，都是为了让吴越的百姓远离战乱，过上太平日子。在那个人人都想争天下、夺虚名的五代十国，他能放下君王的身份，用自己的退让换一方百姓的安稳，这便是他最伟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