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禄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经说过，“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而言，广州的城市考古是在与超大型现代都市高速发展同频共振的脉搏跳动下，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赓续文脉的初心使命在努力地缀合广州城市发展的脉络和图景。

广州，这座拥有2240年建城史、1800年得名史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独特之处也在于“城心”历经沧桑而未曾迁移。这既为我们提供了探寻连续不断文化堆积的珍贵现场，也给考古工作带来了“见缝插针”、如同拼图般的特殊挑战。我们的工作，正是在这层层叠压的历史年轮中，读懂它的“生长”轨迹，履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职责。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作为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工作中，不仅完成科学发掘，更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使命，为城市留下更多历史记忆，保存更完整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考量，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2025年度工作汇报的焦点集中于城市考古，也是希望通过系统梳理与呈现，揭示广州古城空间的演进逻辑，为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也为具体落实2025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提供了考古注脚。

城市考古发现 缀合历史图景

我们在“2025年广州城市考古新发现汇报会”上公布的四项重要考古发现，为这幅持续的“城市拼图”增添了至关重要的新图块。其中，荔湾区广能发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古城西郊取得了突破。清理出的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构件、环绕大型居址外围的壕沟遗迹，不仅说明了西村—西厂这一片区在秦汉广州古城西郊的重要地位，也为文献所载“陆贾坭城”的传说和现今的“坭城”地名及“陆贾文化园”历史内涵的解读提供了考古线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历经十余年、连续六次的考古工作，堪称“久久为功”的典范。它清晰地揭示了宋代西城城墙与护城河（西濠）的格局，并呈现了护城河北岸高岗区域从战国末至近现代，在“墓地”与“居址”之间屡次转变的复杂人地关系。尤为难得的是，发掘还明确了医院前身——城西方便医院于民国六年（1917年）修筑的护坡墙等遗迹，生动诠释了考古工作既能梳理古代脉络，亦能为近现代城市变迁提供坚实实证。

而在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唐代堆积中大量的外来瓷器、波斯蓝陶片与玻璃器碎片，直接反映了唐代“蕃坊”西澳码头贸易的繁盛；南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则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这些发现从相对微观层面，为我们理解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开放特质提供了具体的物质载体。

将这些点状发现置于更长的时空轴线中观察，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广州城市发展的面貌。以我们持续工作的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为例，其揭示的从东汉末年至晚唐五代不断修筑的城墙，标定了汉唐广州古城早期的西界。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至少在唐与五代南汉以前，广州古城的范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其核心区域，主要是官署与管理机构所在。我们看到，如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重要宗教建筑，在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已出现，但其位置均在当时的城外；即便到了唐代，包括怀圣寺光塔，也都是位于城西的蕃坊区。这说明，与全国同时期大多数重要都邑一样，广州在北宋以前，其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场所，是与商业经济及宗教信仰场所分开的，后者并不被纳入“城”中。

正如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唐宋变革”，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北宋，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原本在城外的光孝寺、怀圣寺光塔、六榕寺等，到宋代已被扩大的城墙包纳进了“西城”。这一空间变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市民生活与商业活动突破了里坊制的束缚，成为城市扩张最直接的动力。考古发现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繁荣市井景象相互印证，让我们得以“见物、见人、见故事”，从残砖断瓦中，联想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从大小马站、西湖路、仙湖街这些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里，我们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宋代西湖的波光、南汉仙湖的烟云，都凝固在街巷的名称中，成为城市记忆的活化石。让我们这些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外省人都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这些俯拾皆是的历史痕迹，正是其魅力之源。

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

认识今天的广州，要从认识广州的历史开始。读懂广州，离不开考古学这把钥匙。我们的工作看似零碎，却意义深远。它要求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像前辈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的赤子之心一样，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这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的是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不懈工作，通过科学发掘、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将深埋地下的历史独特价值发掘出来、呈现出来、阐释出来。

展望前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要持续配合好城市发展建设，在“考古前置”的制度保障下，更有效地获取地下文化遗产信息；另一方面，必须投入更大力量，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与转化。发掘仅仅是开始，如何在此基础上讲好、讲透、讲活广州故事、岭南故事，让考古成果从学术报告走向公共知识，赋能于当代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滋养，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课题。

我们将继续秉持“大考古”的思路，在实践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平衡之道，让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痕”，不仅停留在探方剖面，更能以恰当的方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可阅读的历史、可感知的乡愁。这既是对“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的践行，也是我们考古人守护千年城脉、赓续岭南文心的初心与使命。唯有如此，广州，这部书写在大地之上的厚重史诗，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其生生不息的生长传奇。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考古发现赓续历史文脉,活化历史场景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06日 版次：A06栏目：作者：张强禄

□张强禄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经说过，“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而言，广州的城市考古是在与超大型现代都市高速发展同频共振的脉搏跳动下，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赓续文脉的初心使命在努力地缀合广州城市发展的脉络和图景。

广州，这座拥有2240年建城史、1800年得名史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独特之处也在于“城心”历经沧桑而未曾迁移。这既为我们提供了探寻连续不断文化堆积的珍贵现场，也给考古工作带来了“见缝插针”、如同拼图般的特殊挑战。我们的工作，正是在这层层叠压的历史年轮中，读懂它的“生长”轨迹，履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职责。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作为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工作中，不仅完成科学发掘，更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使命，为城市留下更多历史记忆，保存更完整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考量，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2025年度工作汇报的焦点集中于城市考古，也是希望通过系统梳理与呈现，揭示广州古城空间的演进逻辑，为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也为具体落实2025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提供了考古注脚。

城市考古发现 缀合历史图景

我们在“2025年广州城市考古新发现汇报会”上公布的四项重要考古发现，为这幅持续的“城市拼图”增添了至关重要的新图块。其中，荔湾区广能发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古城西郊取得了突破。清理出的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构件、环绕大型居址外围的壕沟遗迹，不仅说明了西村—西厂这一片区在秦汉广州古城西郊的重要地位，也为文献所载“陆贾坭城”的传说和现今的“坭城”地名及“陆贾文化园”历史内涵的解读提供了考古线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历经十余年、连续六次的考古工作，堪称“久久为功”的典范。它清晰地揭示了宋代西城城墙与护城河（西濠）的格局，并呈现了护城河北岸高岗区域从战国末至近现代，在“墓地”与“居址”之间屡次转变的复杂人地关系。尤为难得的是，发掘还明确了医院前身——城西方便医院于民国六年（1917年）修筑的护坡墙等遗迹，生动诠释了考古工作既能梳理古代脉络，亦能为近现代城市变迁提供坚实实证。

而在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唐代堆积中大量的外来瓷器、波斯蓝陶片与玻璃器碎片，直接反映了唐代“蕃坊”西澳码头贸易的繁盛；南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则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这些发现从相对微观层面，为我们理解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开放特质提供了具体的物质载体。

将这些点状发现置于更长的时空轴线中观察，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广州城市发展的面貌。以我们持续工作的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为例，其揭示的从东汉末年至晚唐五代不断修筑的城墙，标定了汉唐广州古城早期的西界。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至少在唐与五代南汉以前，广州古城的范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其核心区域，主要是官署与管理机构所在。我们看到，如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重要宗教建筑，在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已出现，但其位置均在当时的城外；即便到了唐代，包括怀圣寺光塔，也都是位于城西的蕃坊区。这说明，与全国同时期大多数重要都邑一样，广州在北宋以前，其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场所，是与商业经济及宗教信仰场所分开的，后者并不被纳入“城”中。

正如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唐宋变革”，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北宋，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原本在城外的光孝寺、怀圣寺光塔、六榕寺等，到宋代已被扩大的城墙包纳进了“西城”。这一空间变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市民生活与商业活动突破了里坊制的束缚，成为城市扩张最直接的动力。考古发现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繁荣市井景象相互印证，让我们得以“见物、见人、见故事”，从残砖断瓦中，联想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从大小马站、西湖路、仙湖街这些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里，我们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宋代西湖的波光、南汉仙湖的烟云，都凝固在街巷的名称中，成为城市记忆的活化石。让我们这些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外省人都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这些俯拾皆是的历史痕迹，正是其魅力之源。

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

认识今天的广州，要从认识广州的历史开始。读懂广州，离不开考古学这把钥匙。我们的工作看似零碎，却意义深远。它要求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像前辈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的赤子之心一样，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这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的是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不懈工作，通过科学发掘、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将深埋地下的历史独特价值发掘出来、呈现出来、阐释出来。

展望前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要持续配合好城市发展建设，在“考古前置”的制度保障下，更有效地获取地下文化遗产信息；另一方面，必须投入更大力量，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与转化。发掘仅仅是开始，如何在此基础上讲好、讲透、讲活广州故事、岭南故事，让考古成果从学术报告走向公共知识，赋能于当代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滋养，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课题。

我们将继续秉持“大考古”的思路，在实践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平衡之道，让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痕”，不仅停留在探方剖面，更能以恰当的方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可阅读的历史、可感知的乡愁。这既是对“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的践行，也是我们考古人守护千年城脉、赓续岭南文心的初心与使命。唯有如此，广州，这部书写在大地之上的厚重史诗，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其生生不息的生长传奇。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