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对此的讨论众说纷纭。其中，方汉奇先生提出的“唐朝说”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看法。

然而，在西晋时期，一位文人左思花费十年心血创作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三都赋》。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成为时人争相传抄的对象。可以说，这部作品无疑具备了中国古代报纸的雏形。 如何定义中国古代报纸？

在中国，报纸作为几十年来最为广泛的信息传播媒介，至今依然在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如今的报纸大致可以分为时事类、文艺类、教育类等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它们都肩负着传播信息、反映社会现实、引导舆论的重大作用。

从今天回望古代，我们不禁要思考：在古代，什么样的存在可以被称为“中国古代报纸”？有几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报纸必须具备广泛的传播性。作为大众信息传播的媒介，报纸的价值只有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最大化。古代的传播虽然相对封闭，但依然有一定的公开性，而这种公开性主要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在古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士农工商的阶层分明，农民占据大多数。由于报纸通常是通过文字书写的，因此它主要流传于当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

其次，报纸必须能够反映现实社会的状况。从古至今，报纸一直是民众精神世界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的客观或主观反应。无论是时事类、文艺类，还是教育类报纸，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它们总是紧扣时代的脉搏，服务于社会的实际需求。 最后，报纸应当具有教化民众、引导舆论的功能。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通过各种载体来进行，如蒙书、善书、通俗小说等，而一份优秀的报纸也应该起到正面教化的作用，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在近现代，早期的报纸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在《京报》上发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五四运动中创办的《新青年》则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方汉奇先生提出的“唐朝说”，认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唐朝，且以现存的文物——唐代的“敦煌进奏院状”为证。这些进奏院状在宋代演变为邸报，一些学者也认为邸报才是中国报纸的真正起源。然而，从左思的《三都赋》以及“洛阳纸贵”这一历史事件出发，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报纸源于西晋，形成了“西晋说”。

# 探寻“纸”之源头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历程其实与“纸”密切相关。自蔡伦改良造纸术后，纸开始广泛应用于书写，晋代的纸张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这为报纸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蔡伦通过利用树皮、麻头、布料和鱼网等材料发明了纸，这一创举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书写材料的成本，也促进了纸的广泛使用。可以说，在晋代，造纸术已然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为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 剖析“时代”之景况 西晋时期，历经三国动乱后的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西晋经济实行占田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而士族阶层的特权也得到了保护。《晋书·食货志》中提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种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壤。特别是士族阶层，他们生活优渥、文化素养高，因此他们对文化产物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进而推动了报纸的需求。 # 浅析“洛阳纸贵”为源头之因素 “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故事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左思历经十年创作《三都赋》，其中的美丽词句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传抄，以至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这一事件被称为“洛阳纸贵”，成为历史上文人创作广泛传播的经典案例。 根据我们的定义，报纸必须具备广泛的传播性、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以及引导舆论的作用，而《三都赋》无疑符合这些特征。它在当时广泛传播，引发热议，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具有很强的公开性。与此同时，左思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也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些特征，使得《三都赋》成为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雏形。 # 追溯“洛阳纸贵”的具体出现时间 根据《晋书·文苑·左思传》的记载，“洛阳纸贵”出现在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左右。当时，左思因为妹妹被选入宫而举家迁至洛阳，并开始了他的创作。而《三都赋》成书时间约在282年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传播，直到296年，左思的作品才真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时人开始争相传抄，洛阳的纸张因此变得一度紧俏。 总结 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报纸的定义和其历史背景，我们提出了“西晋说”，即认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西晋时期。这一理论不仅依赖于蔡伦改造造纸术后的纸张普及，也结合了西晋时期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并通过“洛阳纸贵”这一历史事件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尽管缺乏实物证据来充分证明这一理论，但它为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值得进一步的考证与探讨。 这并不意味着对方汉奇先生提出的“唐朝说”进行否定，而是通过不同的历史资料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以便共同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