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朱德元帅被尊称为红军之父。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从南昌起义到五次反围剿,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朱德始终身临其境,亲自指挥,战功赫赫。作为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指挥三军,带领亿万工农群众,推翻了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刻,朱德已经年届63岁。尽管如此,他依然坚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格言,保持着那份革命初心和工作的激情。在工作作风上,朱德始终坚持四不一喜:不居功、不自傲、不求私利、不轻言放弃,且以谦虚谨慎、求真务实、联系群众、清廉正直为准则,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杰出的榜样。即使时光流逝,朱德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印刻在人民心中。 1946年12月1日,朱德迎来了六十寿辰。为了祝贺朱老总,刚刚从外地赶回延安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他写了一篇充满热情的贺词,赞扬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卓越贡献:亲爱的总司令同志,六十年的奋斗使中国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劳动群众的楷模,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你与毛泽东同志携手合作,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人民的领袖之一。除了周恩来之外,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众多将领和革命元老们纷纷送上贺电,足见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对朱德的敬爱。 然而,面对这些如山的荣誉,朱德从不居功自傲。他总是将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归功于广大群众、归功于毛主席和其他革命领导干部。他曾在一次座谈会上郑重地说道:我们千万不要居功自傲。革命胜利,若有功,功劳应归于群众,归于烈士,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都干不成。他说自己只是广大群众中的一个代表,尽管外界常常对他赞不绝口,但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功劳属于党和群众,而非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个别同志开始出现摆老资格、恃功自傲的倾向。对此,朱德深感痛心,并且时常批评道:如果哪位同志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大贡献,要求党组织和人民给予高待遇,那是完全不对的。即使你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根本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1951年,四川仪陇县的几位专家曾提议将家乡改名为朱德县,朱德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怎么能这样呢?我不是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死的普通士兵,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完全可以有时间回故乡一趟,但他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没曾抽出空闲。直到1960年,他才终于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当他看到故乡为接待国际友人设立的朱德陈列室时,他立刻要求改变:你们不要办这样的展览馆!把它改成学校,让孩子们接受教育!朱德始终认为,自己的荣誉不应成为个人的炫耀工具,而应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1962年,仪陇县的县委书记前来北京开会,朱德再次向他提起陈列室的事情,并且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不应该为我个人设立这样的纪念馆。朱德一直坚持,自己不过是革命的一个普通战士,革命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全体人民和党。 对于个人的功勋,朱德始终心怀谦逊。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因个人的贡献而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每当有人请求他讲述革命经历时,他总是摇摇头,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可讲的,只是跟着毛主席,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即使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考虑交接国家主席职务时,朱德也毫不犹豫地推荐刘少奇,并表示:我的工作从来是听党的安排,派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份高风亮节,至今让人敬佩。 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始终谨慎小心,从不滥用权力。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他主持了大约170多次常委会议,每一次会议他都事先做好准备,与其他常委一起充分讨论,绝不搞一言堂。对于人民赋予的权力,朱德从不以此谋取私利,甚至对于亲戚和朋友,他也始终保持公正。 一次,四川仪陇县的采购员来北京找朱德,总司令与他聊家乡的情况。当采购员提到家乡缺乏交通工具时,朱德笑着回应:你可以向四川省委打报告,说明情况,我相信他们会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来帮助你。即使是对待自己亲戚,他也毫不偏袒。比如,他曾对自己的侄孙严肃地说:现在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为你安排特殊待遇。你必须按照政府的政策和部队的命令去做。 朱德的生活简朴,他总是坚守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时刻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他到哪里,都拒绝任何特殊待遇。有一次,他视察海边,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家中做饭,便主动与老人聊起家常。老人不知道眼前的人是朱德总司令,后来得知后深感惊讶:原来是朱总司令,没想到这么没有架子!在朱德眼中,真正的领导者应当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始终保持朴素的态度。 无论在任何场合,朱德都拒绝收受礼物。在视察山东莱阳时,当地干部偷偷将两筐梨送上了火车,但朱德发现后坚决要求将其退回: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搜刮地方财产的。以后谁也不能收礼。朱德总司令的一生,处处体现着朴实与正直,他从不借权谋私,从不滥用职权。他的领导风格、品德修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每一个知晓他的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