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提到康乾盛世，似乎这一段历史的辉煌仅仅是因为康熙与乾隆的治国之策。然而，若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视角来看，他的评价却远远超出了康熙与乾隆，特别是他对雍正的高评价。他曾说过，康熙是开创者，乾隆是收获者，而雍正则是那位辛勤的耕耘者。这句话中流露出他对雍正的高度认可。那么，为何他会这样评价雍正呢？ 雍正，一位实干的皇帝。无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在日常治理中，他都始终以国家的实际需要为优先考虑。雍正的治国之道，远比一些空洞的理想化方案来得切实与务实。他关心百姓，直面政务，不辞辛劳，务求治国安民，这种精神正是推动康乾盛世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

雍正刚一登基，就不容忍朝廷中滋生的腐败现象。他严厉整顿，毫不手软，直言自己对那些虚伪贪婪的官员深恶痛绝。在他眼中，国家的每一项事务都不能容忍丝毫马虎，而治理国家的责任感则始终贯穿他的一生。 从史料来看，雍正几乎是个工作狂，他几乎将每天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政务中。无论有多忙，他都会亲自批阅大量的奏章，熬夜至凌晨。每一份奏章，他都会仔细研读，细致入微。甚至有时，他在批语上的字数超过了奏章本身。这种认真与负责，展现出他对国家事务的深刻关怀。

不过，奏章中除了反映事实，也难免带上大臣们的个人情感。那些心怀私欲的官员，可能不会完全实事求是，甚至会通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语来讨好皇帝。对于这种情况，聪明的雍正岂能不察觉？他并不会盲目相信每一份奏章，他会仔细甄别，若发现其中有夸大其辞的成分，立刻加以批评，并且警告大臣们要引以为戒。 举个例子，1724年河南发生蝗灾，巡抚在奏章中夸大了灾情的消除速度，说蝗虫已基本消灭。然而，雍正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太可信。蝗虫灾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消除，经过仔细调查，他很快发现巡抚有欺瞒之举。雍正立即将这位巡抚召来严厉训斥，指出这简直是欺君之罪，若再犯必重惩。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巡抚在几个月后又一次谎报了事实。 两年后，甘肃发生了严重的旱情，尽管刚刚迎来一场小雨，巡抚仍然奏报称丰收在望，还趁机拍马屁。雍正看后心生厌烦，知道这不过是无聊的虚假报表，立刻对这种虚伪的报告表示不满。 在雍正的治理下，奏章不仅是表达国家大事的渠道，也是对每一位大臣的一次考验。他要求大臣们认真对待奏章，提报必须是有价值的大事，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雍正曾在一份批语中写道：若无大事，不必频繁上奏。他希望每一份奏章都能直接反映实情，而不是空洞的陈词滥调。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官员，想方设法通过写奏章来取悦皇帝，写一些琐碎无关的事务。对这些行为，雍正毫不容忍，他一旦发现，就会严肃制止，避免这些讨好行为浪费朝廷宝贵的时间与资源。 历史中，我们常看到许多帝王独断专行，只愿听那些奉承的言辞，偏听则暗，不愿听到那些直言不讳的忠告。然而，雍正却不以权威自居，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听到不利的声音，才能真正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坦言：我想听的只是事实，不能只说好事，不说坏事。为了让大臣们能直言不讳，雍正还设立了奖励措施，鼓励那些敢于直言的臣子。

雍正的开明与智慧，也使得一些敢于直言的官员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他总是毫不保留地提出自己对国家局势的真实看法，雍正深感欣赏，时常奖赏他。1725年，岳钟琪上报了某地叛乱的名单，雍正立即派兵去查处，确保了国家的安定。 然而，雍正虽然有着极高的治国能力，也并非万能的圣人。在他处理一些难题时，雍正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从不羞于向他人请教。当面对台湾问题时，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他直言自己不懂，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负责台湾事务的大臣来处理。

雍正非常清楚，作为一个统治者，不可能每个问题都亲自解决。他必须依赖大臣们的帮助，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雍正并非完美无缺，但他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虚心请教，这也是他治理国家的另一种智慧。 有一次，雍正选了一个名叫周英的人去西藏担任统帅，但周英性格冲动，明显不适合这个重要岗位。当地官员直接上报了这个问题，雍正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更换了人选，并且在大臣面前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雍正一生都在为了国家而辛勤耕耘，拨乱反正，解决了许多康熙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然而，在他去世后，乾隆继位。尽管乾隆在刚继位的十年中保持了盛世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财政逐渐走向衰退。乾隆的后期，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此，许多人称乾隆为清朝最大的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