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对明朝皇帝的常见评价,尤其是对崇祯帝的评述。事实上,责任并不完全应归咎于朱由检。自从他登基以来,崇祯帝一直殚精竭虑,致力于改革。他铲除了魏忠贤,纠正了不少冤屈,并减轻了徭役。然而,明朝末年灾难频发,民众疾苦,尤其是流民激增,为李自成的起义创造了机会。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了紫禁城,朱由检在绝望中逃至煤山选择了自尽。他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段话既展现了崇祯帝的自责,也反映出他对国家局势的深深惋惜。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崇祯帝并非没有努力。他所说的上干天怒,并不仅仅是指天灾,更有国家立国时潜藏的祸根。北方的边患,早在元朝时期便开始了困扰。公元1381年,明朝就开始修建山海关,旨在防御游牧民族的侵扰。然而,瓦剌、鞑靼等北方民族始终对明朝构成威胁,甚至元朝的蒙古常常南袭,尽管明朝曾有盛世,但这些边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提到土木堡之变,大家都耳熟能详。明英宗朱祁镇北伐瓦剌,结果20万精兵损失殆尽,自己也被俘。自此,明朝由盛转衰,北方游牧民族也趁机发展壮大,给明朝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天灾的频繁发生也是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由检的倒霉更是到了极点。他即位后,恰逢明清小冰期,北方大旱,情况极其严峻。《汉南续郡志》曾记载,崇祯元年陕西大旱,天色如血,紧接着五年大饥荒,六年大水灾,七年秋季蝗虫肆虐,民众疾苦,民舍尽毁。面对这样的灾难,朱由检除了减轻徭役、开仓放粮,也只能束手无策。大旱带来的只是饥荒,而水涝则引发了瘟疫。 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鼠疫开始在北方蔓延,情况如同当年的黑死病。历史学者统计,万历和崇祯年间,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千万,尤其是华北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伤亡惨重。 在明朝的末期,朝政早已被宦官腐蚀,而江南虽富庶,但财政掌控在东林党手中,导致国库空虚。最终,连军饷都无法支付,驻守边关的将士纷纷起义。尽管朱由检有心改革,但已经无法扭转乾坤。所以,不能单纯地把大明的灭亡归咎于他一个人。作为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朝的成就不可忽视。其盛世时期,领土广袤,东北直抵日本海,西南延至缅甸、暹罗,甚至收复了安南(今天的越南)。更为令人骄傲的是,大明七次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彰显了其强盛的国力。 虽然土木堡之变让大明一度衰弱,但在万历帝的治理下,国家逐步恢复了生机。万历不仅稳定了边关,还任用戚继光抗击倭寇。万历帝登基的第一个十年,经济繁荣,民众安定,基本解决了南倭北虏的问题。 那么,万历年间的盛世究竟有多强大呢?有一个历史趣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信给万历帝,这封信的内容和称呼便能体现出当时两国的差距。伊丽莎白一世,作为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她领导的英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她的治下,英国逐渐崛起,重建了国教,改革了经济,培育了莎士比亚、培根等文学巨匠,甚至她自己精通六种语言。 伊丽莎白一世开创了英国的黄金时代,让英国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使英国真正崛起的,正是格拉沃利讷海战。这场海战中,西班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遭遇惨败,英国也开始在海上崭露头角。 然而,明朝的海战能力无可比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早已让欧洲各国为之震撼。当时的中英两国,虽然并无太多交集,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早已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象征。即使是伊丽莎白一世,也早有耳闻。1592年,她曾打算写信给万历帝,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390年后,这封信才再次面世。 这封信中,伊丽莎白一世对明朝的称呼极为尊敬,她称万历帝为伟大且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虽然她可能并未直接指代万历帝,但足见她对明朝强大国力的深刻印象。 回顾大明的强盛时期,秦朝、汉朝、盛唐与大明都有过征服世界的能力。尽管明朝海战无敌,可惜清朝继位后开始闭关自守。乾隆帝自负过度,甚至对英国女王下达了圣旨,至道光帝时,曾表示愿意迎娶英国女王。这种自大与封闭,最终导致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开始瓜分清朝,昔日的强盛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