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四大文豪之间有什么关系？
无论是在宋朝，还是在中国历史的广阔天空中，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这四大文豪无疑都是熠熠生辉的明星。即便时光流转千年，他们的光芒依旧没有褪色，依然令人瞩目。那么，这四位杰出人物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他们四人都在宋仁宗与宋神宗两朝担任过重要职务，都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文臣，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宋代政治和文人的代表人物。 其次，他们四人都是宋代最杰出的文人。苏轼在诗词歌赋方面的造诣深厚，王安石是经学的大家，欧阳修和司马光则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才华。司马光以《资治通鉴》著称，而欧阳修则不仅主编了《新唐书》，还独立撰写了《新五代史》。 再者，四人因同朝为官，彼此在工作与生活中有着许多交集。他们有过惺惺相惜的友谊，也经历过彼此间的激烈斗争。正是这些斗争，左右了朝局的走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发展。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四位文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首先谈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欧阳修比苏轼年长，他不仅是苏轼的恩师，还在苏轼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曾随父亲苏洵从眉山赶到成都，托益州太守张方平推荐。张方平觉得自己推荐不足以见效，建议苏洵到京城拜访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不仅认可苏洵的文章，还特别推崇他。欧阳修为苏洵上奏宋仁宗，推荐其才学，使得苏洵声名远扬，逐渐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而欧阳修对苏轼的发现，更是文坛佳话。1057年，朝廷举行大考，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命题时给考生出了一道冷僻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结果许多考生的文章平平无奇，但苏轼的文章却引起了欧阳修的注意。在复试中，苏轼再次凭借一篇《春秋对义》脱颖而出，获得了状元的殊荣。这不仅让苏轼一举成名，更是让他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成为朝廷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欧阳修不仅是苏轼的老师，还是他一生中的贵人和伯乐。接着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宋仁宗时期的进士，二人都是年轻时就崭露头角的才子。初时，他们因才学相互欣赏，关系也不错。然而，随着熙宁变法的展开，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剧变。熙宁变法是宋神宗为了振兴国家经济、解决财政危机而推动的改革，王安石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但这一改革的触及点直接挑战了不少传统权贵的利益，特别是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司马光作为时任御史中丞，强烈反对变法，认为改革过于激进，损害了农民利益，特别是青苗法的实施让不少农民苦不堪言。尽管王安石力图推行改革，但因其过于偏向开源的政策，激怒了大量反对派，其中司马光尤其坚持节流主张，最终两人因变法分道扬镳，矛盾激化。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的离职也与他的反对态度有关。当时，朝廷提拔他担任枢密副使，但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变法的强烈不满，宁可辞去职务，自请修史，专心于历史编纂。正是这段离职的十年，司马光写下了不朽的《资治通鉴》。 再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二人虽性格迥异，但都拥有过人的才华和非凡的治国理政能力。苏轼虽然在诗词和文采上无人能敌，但与王安石相比，他在治国方面的实用主义色彩较弱。王安石一心致力于推行改革，哪怕面临巨大压力和强烈反对，也依然不改其志。他曾坚定地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刚毅的精神，深刻影响了苏轼。虽然苏轼也有理想抱负，并且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但他的个性更为温和，处理问题也更偏向于审慎和细腻。苏轼和欧阳修更喜欢通过游历、游山玩水来调节生活，享受闲适；而王安石则更为务实，经常深入基层，与百姓讨论改革的实际问题，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让许多大地主和高官阶层利益受损，但也有不少措施确实让民生得到了改善。苏轼在面对王安石的变法时，虽然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变法的好处。事实上，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两人始终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尽管王安石去世时，苏轼在贬官期间被召回京城，依然带着对王安石的崇敬之情为他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这篇制书流露出他对王安石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最后，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王安石在变法后期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终于被迫辞去宰相职务，退居江宁休养。尽管他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许多政治敌人的冷眼和非议，但苏轼却不曾忘记这位曾与他并肩奋斗的朋友。在王安石卸任后，苏轼曾亲自前往江宁看望他，两人在一起促膝长谈，关系依旧深厚。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无论是在文学、政治还是历史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们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影响着后人，值得我们深深敬佩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