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英]以赛亚·伯林著，[英]亨利·哈迪编，唐建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5年8月出版，228页，68.00元

1962年冬，普斯科夫寒风呼啸，二十二岁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带着阿赫玛托娃的嘱托和几本旧书，第一次见到了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时代将她挤压在不足八平米的房间里，屋内只能容纳一张铁床、一个衣柜和两把藤椅，唯一一抹亮色来自床头柜上那本摊开的简装英文书，那是一本红色封皮《刺猬与狐狸》。

这本小书给前来拜访的布罗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彼时的布罗茨基尚且无法想象，就在此后第十年（1972年）的7月，在他被驱离祖国来到伦敦后的第三天下午，阿赫玛托娃诗中那位“来自未来的客人”竟与他面对面，用俄语展开了一场思想的对谈，而眼前的这个人正是那本红色小书的作者——以赛亚·伯林。

谈起伯林，大多数人都对其英国哲学家和观念史学家的身份深信不疑，却鲜少探究其“英国学者”标签之下的犹太身份，尤其对其俄裔身份知之甚少。1909年，以赛亚·伯林生于里加（如今拉脱维亚的首都，当时属俄国领土），俄语是他的母语。在举家迁居英国前的十一年里，伯林一直沁润在俄国的文化环境中。早在孩提时代，伯林便在父亲的书房中在那些皮面装帧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著作中汲取营养。而这无疑也为伯林在后续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史学研究中展现出的独特面貌奠定了基础，也为《俄国思想家》《苏联的心灵》等经典作品的诞生埋下了伏笔。如果将一个人一生凝练思想的过程比作盖房子的话，那么在伯林这栋房子的地基中，一定有许多来自俄国伟大作家们的“砖块”。事实上，无论是《刺猬与狐狸》的写作，还是后来伯林对自由主义与多元论的关注，都与其对俄国国情与历史文化的关注息息相关。正因为伯林对俄国文学展现出的持续关切和兴趣，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才会将他评价为“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

以赛亚·伯林著《俄国思想家》

《刺猬与狐狸》便是基于伯林对俄国文学的强烈兴趣写成的。这篇文章最初来源于伯林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讲座，后经整理于1951年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主义”为题发表在一本斯拉夫研究期刊。两年后，在乔治·韦登菲尔德的启发下，伯林在文中增加了关于托尔斯泰与迈斯特的两个章节（第六章和第七章），并采用“刺猬与狐狸”作为标题，形成了现在仍然广为流传的版本。

看透托尔斯泰的“地毯”：伯林的思想透视法

基于伯林对俄国文学兴趣的了解，我们不难理解其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之一。然而，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够成为重压时代的阅读选择，绝非只是因为与某一国别的文学有关。《刺猬与狐狸》经历时空的淘洗，从昏暗的房间到明亮的案头，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思想活力和阐释力。这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无疑来自作者的思想，来自以赛亚·伯林充满个性和洞察的头脑。

某次采访中，伯林的编辑兼文学遗产执行人亨利·哈迪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前者的天赋：伯林拥有一种“看见地毯上的图案”（see a pattern on the carpet）的能力。大概意思是，大多数人观察地毯时，视线很容易会被繁复的纹样、交错的色彩和无数细节所淹没，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局部印象；而伯林却总能迅速在混乱中辨认出画面的结构，并最终形成对图案整体的印象。这种快速把握的能力，使伯林在面对任何人或作品时都能举重若轻，展现出一种庖丁解牛般的自如。因此，无论是与人漫谈还是阅读书籍，伯林总能排除干扰，迅速捕捉到对方的思维方式，或是总结出渗透在作品中的世界观。

如果将托尔斯泰的那些经典之作比成一张张织工精细的地毯，那么《战争与和平》无疑是其中最庞大、最繁复，也最难以看清全貌的一张。它呈现的不仅是战争背景下的家庭故事或个体成长，更是横跨数十年的历史时空、数以百计的人物谱系和难以穷尽的俄罗斯经验。贵族沙龙与乡村庄园、战场和教堂、舞会与田野、政令与私语，诸多线索既相互缠绕，又各自成章，被作家一并细密地织入这幅宏伟的画卷。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到安德烈、娜塔莎，再到普通的士兵和农民，托尔斯泰以惊人的现实感为每一个人物赋予了独特的质感。在他的笔下，人物从不是抽象干瘪的符号，而是有着犹疑、虚荣、欢乐、顿悟与微小幸福的具体生命。这无疑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

草婴翻译的《战争与和平》

然而，几乎每个读者都会在阅读《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产生困惑，因为小说中散落着难以计数的历史和哲学的论断。当我们的指尖循着目录的指引，翻到小说的“尾声”部分，便会被数十页“无关情节”的冗长论述吓得目瞪口呆，并不由地产生一种将这些片段从地毯上“裁去”的冲动。对于注重情节连贯性的读者而言，这些唠唠叨叨的说教段落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连贯性和美感，简直是一种灾难。甚至连福楼拜、屠格涅夫这些伟大的作家也完全无法理解此类论述被塞入小说的合理性。

只有伯林用他的思想透视法发现了作家“任性”的真相。伯林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巨大的裂缝，他的天赋与使命之间无法弥合，但正是这种近乎悲剧性的悖论造就了托翁的伟大。

刺猬与狐狸：一把关于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钥匙

我相信，伯林很早就体会到了托尔斯泰的矛盾性，而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那则有关刺猬与狐狸的诗歌残篇，只是恰好为他解释这一悖论提供了灵感。

“狐狸知道很多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这则阿吉罗库斯残篇的诗句经由朱利安·阿斯奎斯的转述，进入了以赛亚·伯林的视野。起初，伯林只是和朋友将“刺猬与狐狸”作为一种将友人分类的游戏，后来，他将这一概念引入对托尔斯泰历史观的分析。伯林以“狐狸和刺猬”的二分法，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设：“托尔斯泰天生是狐狸，但他相信自己是刺猬。”正是这一有关托尔斯泰思想矛盾性的论断，让他的二分法深入人心，而这篇文章也成为伯林最负盛名，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十九世纪俄国的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曾写作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诗句——“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这句诗之所以能产生跨越时空的传播力，不仅因为它生动概括了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的复杂性，更因为它是对后世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预言。在所有承载这份特质的俄罗斯灵魂中，作为本民族最伟大作家之一的托尔斯泰，无疑是这种思想复杂性与深刻性的极致代表。

托尔斯泰的矛盾性在《战争与和平》得到了极其鲜明的体现。也正因如此，伯林“刺猬与狐狸”类型学的提出，无疑展现了一种直觉式的天才。因为伯林不仅发现了托尔斯泰的矛盾，还深刻理解了其思想不可弥合的悖论性。伯林基于狐狸与刺猬的二分法，揭开了这个谜一样的民族中最伟大也最令人困惑的天才的面纱。正如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所说的，“唯有正视俄罗斯的悖论性与矛盾性，才可能触及其灵魂深处隐藏的秘密”。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的命运》

伯林认为，托尔斯泰的天才源于一种狐狸式的现实感，他能够感知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个体品质，并能够用自己语言加以描摹，因而他笔下的对象总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可托尔斯泰并不满足于这份现实感，他深信人类行动背后存在着一种终极秩序和价值框架，并以刺猬式的执着试图找到它。一方面，他深知自己对统摄世界真理的诸多元素的“不可知”，同时，他又无法放弃这样的信念：只要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就能掌握某种终极真理。

可以说，狐狸式的天赋使托尔斯泰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叙述者，而刺猬式的执着又让他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的观察，建立终极解释的模型。这种思想人格的撕裂使托尔斯泰最终无法真正站在任何一个立场上，狐狸与刺猬形成了一种悖论，使他在两者之间徘徊挣扎，互相否定。他就一个被诅咒的雪人，将点燃真理的火把视为终极使命，却忘记了自己本身就是由无数雪花组成的。

对于这种悖论所指向的命运，伯林的感受是复杂的。他承认这位伟大作家狐狸式的天才，更对其刺猬式的求索充满钦佩。在伯林看来，那些无法调和现实与理想之冲突却又不愿放弃的人中，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一个。于是，在文章的结尾，他对托尔斯泰的总结似乎带上了某种阿波罗神谕的色彩：“他是伟大作家中最悲惨的一个：一个绝望的老人，无人相助，就像刺瞎自己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徘徊。”

不止卢梭：一部“列夫·托尔斯泰的真实故事”

谈及托尔斯泰的思想源头，卢梭、叔本华、理性主义与启蒙思想的重要性已被反复论述，几成定论。然而伯林却凭借其独特的思想透视法，为我们发掘出一位时常被忽略的“隐藏人物”——法国萨瓦贵族、保守主义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

作为保皇派和天主教权威的辩护者，迈斯特与托尔斯泰所持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毫无关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然而，通过比对迈斯特的书信集《圣彼得堡夜话》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战争、历史与个人意志的论述，伯林在两者历史观中发现了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深刻怀疑启蒙理性对历史的“乐观主义叙事”，都敏锐地意识到个体理性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渺小，都对那种试图用抽象理论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性工程”抱以嘲讽。尤其在战争问题上，迈斯特对战场混乱、士气与“意见”在胜负中决定性作用的描述，几乎可以被当作对托尔斯泰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章节的预言——胜负往往不在于兵力、部署甚至谋略，而在于一种无法量化的精神气候与集体情绪。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把这种“不可控性”写得极其具体：士兵迷失在烟雾与噪声中，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连指挥官也无法真正掌握战局。

由此，伯林得出一个颇具颠覆性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迈斯特是托尔斯泰的“先声”。这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抄袭了迈斯特，而是说，两者在批判“理性掌控历史”的幻觉时，似乎是站在了同样的精神裂缝之上。可以说，伯林对托尔斯泰与迈斯特思想亲缘关系的发掘和论证，无疑是一个关乎本质的、框架性的发现，也是全书最精彩、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

2022年，俄罗斯当代作家、批评家帕·巴辛斯基依托对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原型、历史文化语境等要素的细致考据和深度分析，写成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нны Карениной，2022）一书，为托尔斯泰的这部经典之作提供了文本外的现实注解。随后，他凭此作斩获了俄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俄罗斯文学“大书奖”，足见其在当代托尔斯泰研究与经典重释领域的分量。

帕·巴辛斯基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

如果说巴辛斯基是凭借扎实细致的外部考据，复原了托尔斯泰文学世界的“血肉”，那么伯林则是通过对托翁思想谱系的追索，重塑了作家精神“骨架”的全貌。他借由托翁与迈斯特隐秘精神关联的独特发现，使前者的历史观得以清晰的呈现，更用类型学厘清了这位伟大作家痛苦与矛盾性的深刻来源。因此，伯林回应的不仅是关于“作品素材从何而来”的创作之问，更是关于“托尔斯泰为何会成为这样的作家”的精神本源之问。

就这一意义而言，《刺猬与狐狸》无疑是一部直击本质的“托尔斯泰的真实故事”。要知道，这篇写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章，比巴辛斯基的研究早了近七十年。或许，这便是俄国的伟大作家们称其“来自未来”（阿赫玛托娃语）的原因。正是伯林这份超越时代的敏锐，使得该作不仅成为托翁研究中无法绕行的关键文献，也为后世理解人类思想的分裂性本质提供了一份经久不衰的参照。

一部七十年前的“MBTI法则”：关于每一个当代人的精神寓言

和近年来大热的人格分类工具相似，“刺猬与狐狸”很像是一部“前MBTI法则”。正如当下盛行的“i人”与“e人”之分，伯林提出的这一类型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框架。比如，在伯林的划分中，蒙田、歌德、巴尔扎克、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普希金是狐狸，他们不受一个中心支配，倾向于拥抱复杂性，描绘世界的多样面貌。而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尼采、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他们有一个绝对中心的世界观，一切都要围绕那个核心获得解释。

这个隐喻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面对世界时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这不仅是作家和思想家的类型学，也是人类精神结构中最深刻的差异之一。有些人相信统摄一切的逻辑或法则，有些人则接纳世界的矛盾性与不可调和。借助“狐狸与刺猬”的棱镜，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审视：我们究竟是拥抱无限可能的狐狸，还是追寻统一真理的刺猬？这不是简单的性格类型测试抑或随意的标签游戏，而是一种关乎认知方式与世界观的选择。

这样的划分并非为了评判谁更高明，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与世界相处时的差异。有些人像狐狸一样敏锐、复杂且矛盾，乐于不断尝试不同的问题路径和维度；而另一些人则像刺猬一样沉稳坚定，他们坚持一个根本信念，把世界解释为一种有统一秩序的系统。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伯林反复强调这种二分法既非科学的理论框架，也无关终极真理，他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断并非为了将其固化，而是旨在揭示一种内在的张力。一个人是狐狸还是刺猬，并不取决于他知道多少事实，而是在于他如何整合这些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的人知识不多，却坚持以一个道德准则解释一切；有的人知识广博却拒绝统一解释，只愿意在差异中游走。

因此，与其说“刺猬与狐狸”是一种框架，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分析方法、一个参考坐标。我们既可以是狐狸，也可以是刺猬，更可以在不同境况下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借助“刺猬与狐狸”的参照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理解理想与责任，并最终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如今，这一充满洞见的分析方法，早已超越对托尔斯泰个人的解读，更超越文学边界，成为一种理解人类认知风格的通用语言。而它之所以能融入当代话语，成为分析从政治到流行文化的“认知语法”，正是因为伯林触及的是人类思维结构中根本性的分野：对统一性的渴望与对多样性的承认。而这种跨越领域、超越时代的持久生命力，恰恰印证了伯林这一洞见的深刻与超前。

正如伯林传记作者叶礼庭先生所言，“这篇文章经久不衰，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托尔斯泰的，也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

狐狸还是刺猬？揭秘作者以赛亚·伯林

刺猬与狐狸的类型学，为伯林理解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提供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视角，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反弹回作者本人身上：那个敏锐洞察托尔斯泰内心裂隙的人，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类？

对于这个问题，伯林本人、同时代批评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给出了彼此纠缠甚至相互矛盾的回答。伯林在许多场合多次自称为一只“满足的狐狸”。他捍卫价值多元论，认为人类追求的诸多美好价值（自由、公正、幸福、创造力、自我实现等）往往彼此冲突、难以调和。在伯林看来，这种“不可通约性”不是理论上的缺陷，而是人类处境的真实面貌。因此，他坚持将“自由”理解为在多种可能生活之间进行真实选择的空间，主张免于被干涉和强迫、按单一蓝图生活的“消极自由”。可以说，这种对多元的拥抱和接纳，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狐狸思维。

然而，许多人也在伯林身上发现了某种“刺猬式”的执着。伯林的传记作者叶礼庭认为，这位自称“满足的狐狸”的思想家身上，潜伏着一种极其坚韧的“刺猬冲动”。从理性主义革命到各种极权意识形态，每当有人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唯一答案或是找到了解释一切的终极原则，伯林几乎都会本能地站出来与之争辩，并围绕“一元论的危险”反复告诫。对于那些要把人类经验压缩进单一模式的体系，伯林始终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而这种始终如一的“反刺猬”姿态，似乎本身也带有某种“刺猬式”的执着。对此，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坚称，伯林是一只“伪装成狐狸的天才刺猬”（a genuine hedgehog dressed up as a fox）。因为伯林对俄罗斯、启蒙、浪漫主义、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所有讨论，最终都指向一件“最大的大事”——对多元、人之有限与人道主义的捍卫。威尔逊据此判定，伯林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吸纳全部经验的“核心真理”。对于这一论断，伯林似乎有些无奈地回应道，就像自己因为名叫“以赛亚”就被这位老友赋予雕刻《圣经·以赛亚书》经文的权利一样，将他视为刺猬也不过是威尔逊“众多根深蒂固的幻想之一”。后来，伯林还半认真半自嘲地感慨：“我很抱歉把自己的这本书叫作‘刺猬与狐狸’。现在我真希望我没这么做。”

叶礼庭著《伯林传》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作者的提醒。任何不加前提的简化，都会使理论走向做作、迂腐甚至荒谬。刺猬的危险在于独断，狐狸的风险则是虚无，一旦极端化，任何倾向都可能走向失衡。

伯林鼓励人们承认世界的复杂，尊重不同价值体系的并存，这是对现代社会最根本的一种态度。但多元不是软弱，而是建立在深刻认知之上的克制。因此，关于伯林身份的更合理的猜测或许是，他是一只深知刺猬式诱惑与危险的狐狸，提醒我们警惕任何把世界简化为“一件大事”的冲动。

《刺猬与狐狸》：一部“关于人学的人学”

《刺猬与狐狸》之所以成为伯林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它并不是在宣扬什么唯一真理或终极哲学，而是帮助我们看见思想者面对世界的多远姿态。伯林不提供答案，而是引导读者追问，引导我们看清世界中体系与非体系之间的冲突。因为思想世界里永远不会只有一条路，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眼光。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中文单行本《刺猬与狐狸》不仅收录了叶礼庭先生的序言，还附有伯林与友人的书信节选及关于这本书评论，其中伯林本人对“刺猬与狐狸”身份的回应、学者对阿基罗库斯诗歌残篇与轶事的考证都十分有趣，为中文读者深入理解这篇经典之作提供了丰富的语境。而唐建清先生流畅而精准的翻译，使伯林精妙的思辨和优雅的文风在汉语语境下也得以清晰呈现。

以赛亚·伯林借通过一则古希腊残篇的诗句，发现了隐藏在托尔斯泰历史观中矛盾性根源：托氏不满足于洞察复杂现实的“狐狸”天赋，始终渴望找到统摄世界全部真相的“刺猬”式真理。这种精神悖论，既促成了托氏的悲剧，也成就其伟大。那么，看透托尔斯泰精神悖论的伯林，是否有意用此文为前者正名呢？毕竟，伯林曾亲口承认，小说那些冗长的尾声和穿插在小说叙事中的哲学漫谈对他而言“并非乏味”。

我想，答案是也不是。伯林想讨论的不仅仅是托尔斯泰，而是每个个体与世界相处时的不同精神样貌。高尔基曾说，文学是人学。在这部关于伟大文学的小书中，伯林既关心托尔斯泰的关切，也关心托尔斯泰本身。这既是对托尔斯泰精神裂缝的深入洞察，更是对与世界相处的每个人的启示。就此而言，伯林的《刺猬与狐狸》无愧为一部“关于人学的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