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本报记者 丁雅栀 邢晓婧

日本宫内厅公布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在建安府的近景照片。 鸿胪书库供图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日前在上海发布，这部典籍首次完整廓清碑石“立碑—存留—被掠—秘藏”的百年轨迹，构建起一条扎实严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然而，《环球时报》记者经过长期追踪采访发现，鉴于日方多年来的百般推诿，追索被掠夺的中国文物之路依然布满荆棘，似乎陷入一个由沉默与逃避构筑的迷宫。但山河遗珍，长夜盼归，这场跨越世纪的归途，承载着无数人的心愿——让所有被掠夺的文物回家。

是否接收新证据？日本宫内厅独家回应“不好说”

原本位于大连旅顺的唐鸿胪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前，日本占领军以所谓日俄战争“战利品”为幌子非法拆解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将其装船运至日本，献给日本天皇，至今被藏于日本皇居“御府”之一的建安府，被许多学者称为我国“头号流失国宝”。

为追索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多年来中方与日本有识之士一道持续开展证据搜集，积极与日方交涉，推动其依法归还。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以下简称“推进会”）发起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首次披露，“《总汇》正式出版之前，上海大学的学者们在2025年10月就为此事专程来过日本，将书稿交予我们。10月16日，我们在国会议员的陪同下，同日本外务省官员就返还被掠夺的中国文物交换了意见。当时不仅把《总汇》的书稿交给外务省，还委托其向日本皇居宫内厅转交一份。”

在谈及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反应时，一濑敬一郎称，“在我们看来，日方应该也意识到，这份即将出版的刊物是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所以他们比以往更加重视，态度也很谨慎，只说‘需要向上级请示’，其他也没给出具体答复。”

不过，外务省是否将《总汇》书稿转交给了宫内厅仍然存疑。具有发布日本皇室相关信息等职能的宫内厅广报负责人在独家回应《环球时报》记者问询时表示，“没有看到相关内容”。一濑敬一郎告诉记者，“推进会”计划近期提交最新出版的《总汇》。宫内厅是否会接见民间团体并接收这份最新证据？该负责人表示，“这个不好说，毕竟目前尚未收到相关申请，暂时无法答复。”

实际上，“推进会”已与宫内厅数次交锋，却屡屡遭对方狡辩。当被问及“中日民间团体提交申请书希望参观唐碑，为何不被允许？”，宫内厅称是“为了维护安静的环境”；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唐碑是‘战利品’？”，宫内厅辩称，“接手时就已经被登记为‘国有财产’，因此没有相关（将其认定为战利品）的资料”……

外务省没回复，日方娴熟“踢皮球”

“‘国有财产’是由外务省认定的，最终能否返还文物也是由外务省决定。”宫内厅广报负责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将“皮球”踢给了日本外务省，当记者追问宫内厅对返还掠夺的中国文物持有何种立场、有哪些应对准则时，该负责人反复称，“因为（唐碑）已经被认定为‘国有财产’，宫内厅并不处于可以就此事发表意见的立场”，“这件事归根结底属于国家层面，不是宫内厅可以单方面决定的。至于如何处理，我们听从外务省的意见。”宫内厅同时表示，“若中方提议沟通，也会进行探讨。”

一濑敬一郎告诉记者，就归还中国文物这一问题，外务省才是主导此事的关键一方。《环球时报》记者就此事致电日本外务省，对方表示“为保持准确性，需要书面提交问询申请”，记者当即按要求发送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2025年10月，陈文平赴日本东京国会众议院会馆演讲，敦促日方返还掠夺的中国文物。 陈文平供图

“《总汇》是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仅收集资料就用了数十年的时间。”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追索唐碑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在日方，日本政府始终回避非法流失文物问题。”

在他看来，日方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刻意封锁唐鸿胪井碑的溯源研究相关信息；二是在中方提出碑刻返还诉求时，日方以该碑为日本“国有财产”为由拒绝，又声称“国有财产”归还需经日本议会同意，可当中方与日本国会沟通时，国会方面又推诿称此事需得到天皇同意，层层拖延。

这种推诿在过往追索中屡见不鲜：2005年，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赴日期望实地考察，日本官方拒不承认文物的掠夺属性，宫内厅断然拒绝参观申请，仅通过有关部门，转交了5张模糊的近景照片；时任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人亲赴东京，在外务省与皇居门前通过警卫递交了返还诉求信函，但未得到日方任何回应。

除了唐鸿胪井碑，日方在掠夺的其他中国文物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推诿手段。例如，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辽宁省海城三学寺掠夺的三尊石狮，两尊现存于东京靖国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面对石狮返还诉求，靖国神社以“需世间理解与认可”“涉及天皇敕祭社特殊身份”为由拒绝推进，将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山县有朋纪念馆对返还申请完全无视，既不回应也不沟通，以沉默推诿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记者，尽管唐鸿胪井碑的流失发生在百年前，当时国际法体系尚不完善，但日本以“战利品”名义掠夺中国文物并将其界定为“国有财产”的行为，即便无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可以约束，其非法性与非道义性也毋庸置疑。诉讼是文物追索途径之一，更多时候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一濑敬一郎称，“日中之间最核心、最严峻的问题仍然是战争问题，返还战争期间掠夺至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清算日本历史罪责的重要一环。”

追讨专家临终前的嘱托：绝不能放弃

文物虽远，追索不止。自1911年学者乔德秀写《南金乡土志》，发出国宝流失第一篇记述，历代有识之士薪火相传，研究呼吁不辍。

近30年，关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和追索进入快车道。1995年，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仁富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碑拓新解论文。2001年，他与同道成立了中国首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此后，大连大学、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相继成立研究组织并取得突破系列进展，中国民间也涌现出多支社会团队，陆续建立了“大连714志愿会”“鸿胪书库”“唐鸿胪井刻石纪念馆”等团队、场馆。

《总汇》主编之一、鸿胪书库创办人姬巍告诉记者，2014年至2024年间，大连714志愿会团队与有关学者们数十人辗转于多国的拍卖场、旧书市场、档案馆等地，发掘出百余件填补空白的新史料，比如日俄战争前唐鸿胪井碑在旅顺黄金山下原址远景定位照片、1923年该碑及碑亭被掠入日本皇宫的首张照片、此后历年以至1983年最新碑/亭彩色照片，以及记录日本海军劫掠战利品的内部电报等。他说，“那些曾散落各处、碎片化的历史线索，终在日复一日的寻觅中被逐一拼凑完整。”

追索之路并非坦途。2017年，时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会长的童增，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能否让日本有识之士主动帮我们追回国宝？他想到了长期代理日本731部队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战争受害者诉讼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

彼时，志愿者崔宝娟刚刚加入联合会，她清晰地记得，2018年元旦，在重庆的一间会议室里，她与联合会副会长孟惠忠忐忑地向一濑提出在日本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要求返还唐鸿胪井刻石的设想。一濑答说：“我来！”

学术追索取得突破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行动也在稳步推进。继2014年主导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后，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于2024年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只是，有些并肩的人没能等到果实成熟的这一天。王仁富、童增分别于2023年、2025年相继离世。在长年报道追索返还掳日中国文物的过程中，童增曾多次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文物困难重重，希望有生之年能追回中国文物”。去年年底，当记者惊闻童增因病离世的消息时，心中百感交集——他毕生奔走的事业，却遗憾没能等到文物回家。

“临终前，童老师反复叮嘱我：‘小崔你绝对不能放弃，我们有责任把属于中国的文物追回来！’”崔宝娟的话语里是无尽的缅怀。她说，“我们的愿望是，让所有的被掠夺文物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