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大部分地区，早在公元1622年便已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当时，只有少数的东江军通过游击战术，频繁袭扰着后金大军，而明军则仅在辽西走廊驻守。广宁之战结束后，努尔哈赤本有机会完全占领辽东，继续对山海关施压。然而，接下来，他面临了新的困境：统治下的汉人不服从管控，后金粮草紧缺。于是，在进行了一番扫荡辽西的行动后，努尔哈赤下令撤出辽西走廊，集中力量固守沈阳。努尔哈赤的撤退无疑为大明带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应该趁此时机占领辽西走廊，并避免设防？

关于这一决策，大明朝的官员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为四派意见。第一派的王在晋等官员主张明军应放弃辽西走廊，集中防守山海关。他们认为辽西走廊一直是后金的眼中钉，明军驻守其中不仅要耗费大量银钱，还会面临随时可能被努尔哈赤歼灭的威胁。若明军坚持守卫辽西，必然付出巨大的兵力和资源，最终可能丧失山海关的防线。而将防线缩回山海关，无疑是最稳妥的选择，能最大程度保证大明的安全。

第二派则主张崇祯帝应放弃辽东，甚至与努尔哈赤议和，以避免更多的损失。而第三派的代表，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则认为明军应趁机占领辽西走廊，修筑城池堡垒，形成防线，以抵御后金的进攻。最后，第四派则提出更为激进的意见，认为明军不仅要占领辽西走廊，还应继续向后金的腹地沈阳推进，彻底打击后金的实力。这些不同的意见使得崇祯面临巨大的决策压力，需要在各派建议中权衡利弊。

王在晋等人主张固守山海关，虽然看似保守，却能让大明节省大量财政支出，且战线不至于过度延展，保持了防守的安全。然而，崇祯帝却无法接受放弃努尔哈赤主动撤离的辽西走廊，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失去土地，还可能带来百姓的怨言与民心的动摇。与此同时，第三派的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建议，不仅在情感上较为符合崇祯的期望，也能有效维持大明的颜面。这一方案，也比直接与后金议和要更具道义正当性，但却存在巨大的财力消耗风险。崇祯若按此行事，若明军失败，后果将是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

最终，崇祯帝选择采纳了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建议，在辽西走廊建立了防线，修筑城池并加强防守。公元1624年，宁锦防线初见规模。孙承宗凭借出色的指挥，不仅稳固了辽西走廊的防线，还将明军的防线进一步推进至北方四百多里。然而，这一成就并未得到朝中所有官员的认可，掌管钱粮的官员不断向崇祯上奏，批评孙承宗私自扩展战线，消耗过度，危及国家安全。这一指控最终导致孙承宗被罢职，宁锦防线的责任落到了袁崇焕肩上。

袁崇焕接任后，虽也面临修筑防线的重担，但他采取了更加高明的策略，寻求与魏忠贤的合作，借此减少了朝廷对其的弹劾压力。凭借自己所建设的坚固防线和红衣大炮，袁崇焕成功地挫败了后金大军的多次进攻，甚至在某次战役中重伤了努尔哈赤。随着战况逐渐有利，朝中官员对辽西防线的投入加大，认为这一防御措施已经见到了成效。

然而，就在大明朝集中力量守卫宁锦防线时，新的局面悄然发生。后金的新皇太极因强攻宁锦防线未果，开始调整策略。通过让多铎和阿敏进攻朝鲜，掠夺人口与粮草，并改善对汉人政策，皇太极逐渐缓解了后金的粮草困境。此外，皇太极还通过联姻与漠南蒙古建立了战略联盟，这一行动改变了整个局势的走向。

通过与漠南蒙古的联姻，后金大军得以绕过辽西走廊，直接向京师进军。这一变化使得明朝原有的宁锦防线几乎变得形同虚设。袁崇焕虽已获悉这一消息，但他依然试图诱敌深入，将后金主力引入中原，以期一举歼灭。然而，袁崇焕的这一诱敌深入计策却引发了崇祯的深深猜疑，最终导致了袁崇焕被残忍处死。 随着袁崇焕的死，明朝的防线和希望随之破灭，接下来的局势也变得愈加严峻。吴三桂的驻守山海关，尽管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努力，但此时的大明已然气数已尽，崇祯帝的努力显得徒劳无功，最终，悲剧的结局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