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先纠正一个偏见。首先，所谓史书把曹操塑造成与士族对立的逆潮流人物并不完全正确。这个观点，实际上源自于陈寅恪的曹魏政权是法家寒门政权的推论，接着又被易中天教授多次提及，凭借易教授的影响力，很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了。实际上，这一观点是不严谨的。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开始创建魏国并设置魏国的官员；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晋升为魏王，而此时魏国的六卿、尚书等高级官员，几乎都由名士担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提拔寒门，打压士族的情况。（寒门与士族并不是对立的，士族当中当然包含寒门，稍后我会详细说明。） 我们可以从史书中找到一些证据。比如，陈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中提到：曹操任命了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这些人，几乎都是魏国的重臣，出身和地位都不低。再来看一些统计：魏国的六卿有太仆国渊、大理钟繇、大农王修、少府谢奂、郎中令袁涣等；尚书台有令荀攸、仆射凉茂，御史台有御史中丞陈群等。这些人，有很多在《三国志》中都有传记，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实际上是在团结士族，而不是与他们对立。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说，以上的分析只是我对史书的一厢情愿理解。那么，让我们听听曹操自己怎么说的，或许能更清楚地揭示其中的真相。在《三国志·荀攸传》的裴注中，曹操亲自与荀攸对话，表达了他对士族的重视：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原与贤士大夫共飨其劳。昔高祖使张子房自择邑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焉。换句话说，曹操愿意与像荀攸这样的贤士一起分享功劳。 其实，曹操在很早之前（公元207年）就已经在自己的公文中提到过类似的话：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劳，吾何以安焉！他在这里明确表示，自己的胜利并非一己之力，而是贤士大夫共同努力的成果，功劳应该与他们一起分享。 曹操言出必行，因此在魏国建立之后，荀攸就被任命为尚书令，负责管理魏国的官员任命。大量士族从汉朝体制中脱离，进入了魏国的官僚体系，奠定了魏国政治体系的基础。由此可见，陈寅恪的推论显然是不全面的，寒门与士族并没有严格的对立关系。

进一步分析，曹操在施政中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笼络士族中的豪门，而是同样吸纳了许多寒门士人。很多人误解了寒门的概念，认为它仅仅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甚至认为寒门与士族是对立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士人是居于上层的群体，而士族则有高低之分。以地方士族为例，像汝南袁、许、弘农杨等地的高等士族属于上层，而像颍川的荀氏、陈氏、钟氏、韩氏、郭氏等地的士族，则属于寒门或低等士族。这些寒门士人并不是完全与士族对立的，实际上，他们也都属于士族的一部分。 至于寒门和士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曹操的政治手段就是有效地吸纳了地方高等士族和低等士族中的有能之士，尤其是在汉末社会乱局中，地方豪族往往有很强的地方势力，这些人通过掌握财富和地位，渐渐转化为新的士族。曹操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笼络了他们的力量，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回到唯才是举的话题，曹操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为国家注入新鲜血液的措施，而这种做法并不与士族的传统相冲突。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发布的唯才是举令中提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曹操认为，任何有才之士，都不应被阶级或出身限制，才能决定一切。他甚至在文中提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只选用士族中的廉士，那么即便像齐桓公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也无法成就霸业。

从曹操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把士族和寒门视为对立的两极，而是对有才之士予以优待，不论其出身如何。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政治基础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也为未来曹魏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曹操出身于谯县的曹氏家族，虽然这个家族曾经在西汉时期是开国功臣，但经历了几百年，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如果没有曹操的崛起，曹家也未必能重新获得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夏侯氏也是如此。夏侯惇、夏侯渊等人凭借个人的能力，才让夏侯氏重新焕发光彩。因此，曹操的唯才是举不仅是为了吸纳更多有才能的士人，也是为了让家族内部的优秀人才得以崛起。这一政策为曹氏、夏侯氏的兴起提供了合法的政治依据，也帮助他们在乱世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总的来说，曹操的唯才是举并非单纯为了打压士族，反而是在为新的时代铺路，突破了旧有的阶层限制，给更多有才能的士人提供了机会。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新兴势力崛起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