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李开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2025年8月出版，376页，78.00元

历史学叙事传统的复兴

从希罗多德到司马迁，历史学诞生初期，先贤的著作都以叙事见长。但近现代之后，先发国家的历史学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英美等国，德高望重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教授仍愿意以普通读者为目标群体，写作通俗历史。此种通俗写作也获得“公众史学”等新称呼，如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就曾经荣登《纽约时报》阅读榜单。除了著述面向普通读者的畅销通俗读物之外，英美等国教授还经常通过参与纪录片拍摄等方式，向公众介绍他们擅长领域的历史，可以名利双收。相比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学术界对通俗历史写作的态度完全不同。学富五车的欧陆教授，一方面认为撰写通俗历史著作、参与面向大众的历史纪录片拍摄是“掉价”的行为，会有损自己严肃学者的公众形象和在学术界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对同业英美学者通过公众史学赚钱“羡慕嫉妒恨”。

中国学术界前些年的主流态度与欧陆学界相近。几年前，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得主之一王元崇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态度：学术写作和通俗写作之间有着楚河汉界般的清晰界线，一般读者基本看不懂学术界的专业论文，历史学者本身通常也很少关注不同领域的论文。这两条界线使得史学研究与普通公众的隔阂越来越大。王元崇还一针见血指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以前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专门写论文的，游记也好，日记也好，他们什么都写”。他还提到了一个隐形的鄙视链：“有很多人天然认为大学教师不应该涉足面对公众的写作，因为那样会被看作不务正业。”

早在千禧年前后，田余庆先生的高足李开元就有过与王元崇相似的困惑。在完成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后，他感到自己与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了。在他看来，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而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过于看重研究。于是他决定效法司马迁，重新为历史学举起叙事的大旗，让历史恢复鲜活的血肉与人文魅力。

在二十年前，这种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观念显得过于前卫，和主流格格不入。有熟人甚至和他打趣道，“你怎么‘沦落’到去写通俗读物了呢”。好在李开元意志坚定，目标明确，随后的十多年里他相继写作了《秦谜》和“秦汉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这些作品在口碑和市场上都收获颇丰。但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开元都是孤独的。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有一段时间里“职业历史学家集体放弃了书写历史的公共责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一度只能由媒体人或历史爱好者来填补”。

随着十多年前以甲骨文和汗青堂为代表的出版品牌开始引入国外史学通俗作品，大家才发现历史写作还有这么多未被挖掘的宝藏角落。英美学术界叙事与研究并重，引进作品更是以叙事史居多，国内学术界看待通俗历史写作与欧陆学界相近的旧观念，随之受到极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都开始投身历史叙事写作，诞生了《漫长的余生》《隳三都》等一系列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史佳作。世纪文景也应时而动，针对通俗历史写作设立了“文景历史写作奖”，进一步促进了通俗历史写作热潮。历史学界学术写作和通俗写作之间曾经泾渭分明的界线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罗新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现在，国内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应当兼具学术性和公共性。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的话来说，所谓“学术性”，是指呈现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研究，包括主题和方法的创新、史料的征用和开掘；所谓“公共性”，是指适合非专业读者的可读性，一部优秀作品应该在论述方式、结构和文字方面有令人称道之处。《隳三都》作者周思成曾感言，他之所以喜欢历史，不是因为抽象的原则、高深的术语，而是因为在这片星球上生活过的先人，他们创造的业绩、他们的所思所想、痛苦和幸福——这是他面对历史时最为之感动的东西。一位参评“文景历史写作奖”的学者感慨，通俗写作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所学所思分享出来，与更多的读者对话；但他的论文写出来之后，加上期刊的评审老师和编辑，真正看到论文的也没有几个人。历史学者杨斌的话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杨斌认为自己的写作一直是学术写作，但他始终提醒自己，“虽然我们学术写作有自己的规范、套路和格式，但还是要说人话，所以我无论是写期刊论文也好，写专著也好，都尽量说大白话”。

周思成著《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在这种新共识初步形成之前，李开元就曾顶住各种非议甚至嘲笑，在恢复历史学叙事传统、面向普通大众书写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了十多年。他从学术研究转型历史叙事的代表作，便是《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李开元多次将推理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和写作里。

历史研究中的“拼图法”

《秦谜》出版后，李开元曾就此书与田余庆先生有过一次对话：“他说我发现你就是在做推想嘛，你经常做推想。我说，田先生，你也推想。田先生笑了。田先生说自己的推想比较小，在两个指头之间，之后他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手势——‘但你推想的范围有这么大，你的跨度也很大’。”对于老师的话语和历史研究中推理方法的应用，李开元是如此理解的：“实际上，历史学都是在做推想，区别在于大家的尺度大小以及合理程度的高低。我不是说我的推想就一定是正确的。将来如果有新的材料和证据出现，可以来证实我，也可能会证伪我。如果被证伪了，那我就承认我错了，再做修正。如此一来，我们可以一点点逼近历史真实。”“在史料缺失的地方，进行合理的推测和构筑，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

或许一部分读者和学者仍对历史研究中的推理方法使用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但在欧美古典学界，当学者因为年代久远、记载缺乏、文物有限等原因，难以构建完整而令人信服的叙事时，通过推理填补史料缺失的部分，来完成叙事的整体构筑、实现闭环，早已是颇为常见的治学方法。推理的重点不在于呈现历史的想象之真实，而在于揭示人类发展路径的可能性。推理于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但在公众史学写作领域早已普及，即使在最艰深硬核的纯学术领域也有颇多经典案例。如以威廉·塔恩（W. W. Tarn）和弗兰克·霍尔特（Frank L. Holt）为代表的古典学学者，对中亚和印度希腊化社区进行研究的诸多方法，本质上都离不开合理的推理。此外，一部分深受欧美学术界熏陶的海外中国学者，也用类似的方法写作了不少专业作品，其中最经典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写作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李峰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到公元一世纪初，中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王国作为独立势力存续了近四个世纪。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帕提亚（安息）崛起并占据伊朗高原后，这些孤悬中亚、南亚的希腊人王国与地中海东岸的希腊罗马世界基本断绝了联系。直至一百多年前，我们只能在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作者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找到这一群体的行迹，且这种记载往往都是可靠性存疑的二手信息。当威廉·塔恩开始对中亚和印度地区的希腊人历史开启研究时，除了古典时代作者留下的资料，他只能参考当时数量有限的出土文物和钱币。塔恩把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有限记载和已出土的文物钱币相结合，通过穿插验证来确定其研究的主线和时间线。即使如此，他可掌握的素材仍然显得匮乏，无法完成一部整体性的著作。于是塔恩只能借助大量合理的推理，与自己对古典著作的理解和考古成果串联起来，最终完成了基石性巨著《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尚无中文译本）。这本书让我们首次看到中亚与印度希腊人社区历史的全貌，即使其中部分“开脑洞”性质的猜测略带个人色彩。后世学者的进一步考古和研究成果，证实塔恩的大部分推断是先见之明，当然书中难免也有小部分推理被考古证伪。但无论如何，塔恩的研究方法极具创见性和前瞻性，在更多的考古证据出土之前，已为我们勾画出中亚和印度希腊人社区的全貌。霍尔特则在中亚希腊人社区考古新成果的基础上，推翻了部分古典著作中的传统观点。新的考古表明，亚历山大死后中亚希腊人的十几个主要定居点中，只有木鹿城（Merv）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被游牧民族摧毁，其他殖民地安然无恙。他由此推翻了著名古代史家狄奥多罗斯“马其顿人杀掉了所有叛乱的中亚希腊人”的说法，并重新解读了狄奥多罗斯所引用的马其顿人原始军令，认为马其顿人杀掉的是一支哗变的希腊雇佣军，而原本就定居中亚诸城的希腊人则都被强制遣送回了各自的城市。从塔恩到霍尔特，希腊化研究中最顶级学者的治学方法，都离不开结合考古成果的推理。

威廉·塔恩著《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

李峰和李开元都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松丸道雄先生门下深造，学习青铜器与古文。李峰后来又赴美国读博，并最终成为西方中国早期研究的重要学者。李峰的求学经历，使得他既能掌握欧美学界的先进研究理念，又能避免部分欧美汉学家在观念和思维模式上的文化隔阂。他用高超的技巧，在《西周的灭亡》这部经典学术著作中，参照古代传世文献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和其它考古资料，同样使用推理方法，十分合理地还原了西周末年的历史。西周时期的史料十分稀缺，传世文献、铭文和考古成果加起来仍然少得可怜，李峰在他的著述中也大量使用了“可能”“也许”“大概”等表达不确定性的词语，这一方面表明他的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研究之艰难。李峰最大化利用已有资料，完全摒弃“厉王、幽王道德堕落导致亡国”之类的传统论调，如庖丁解牛般向我们解析西周后期周王畿附近逐步恶化的地缘环境，以及周宣王为代表的后几任君主如何无力回天，已堪比塔恩、霍尔特的宗师风范。正如塔恩的研究一样，未来新的考古成果将证明李峰大部分推理的正确性，偶尔也会证伪或者修正他的一些推理，但这一切都不能损毁《西周的灭亡》的学术价值，亦可证明合理推理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李开元的《秦谜》虽是面向大众的通俗写作，但其中的核心思路，却和塔恩、霍尔特、李峰等学者极为专业的学术研究不谋而合：结合新的考古成果，对《史记》等原始典籍寻章摘句，并辅以符合史学逻辑的合理推理，重新勾勒、解读和演绎一段原始记载较为缺乏的历史。这种创新性研究思路提供了让人信服的新视野，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历史的可能性，李开元在《秦谜》中将其命名为“拼图法”。

2026年新版《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李开元在《秦谜》成功之后又一鼓作气，写下了“秦汉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这三部聚焦秦亡汉兴的历史作品有着细致的考证、紧密衔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再加上他对《史记》的独到解读和效仿司马迁现场考察的实地纪闻，使读者很容易进入历史场景，并给读者留出丰富的想象空间。

通俗历史读物中的“假设”

随着《秦谜》和“秦汉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持续热销，李开元所构筑的“秦汉宇宙”已经颇为完善。然而《秦谜》初版是2009年的事，近年来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如《秦谜》书中解析的“楚考烈王无子”公案主角楚考烈王墓葬被发掘，又如推翻了昌平君名字假设的新里耶秦简出土。于是李开元一方面基于相关考古新成果，对《秦谜》多次增补，另一方面以荆轲刺秦王事件为核心，把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新思考汇编起来，出版了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李开元的“秦汉三部曲”

《刺秦》是《秦谜》的绝佳延伸与拓展，对前作未能涉及的许多“角落”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在《秦谜》一书中，李开元首先辨析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生父”的真伪，并结合同时代楚王宫的一起近似案例，对这一流言的炮制者进行了推测。在这一基础上，《秦谜》为我们梳理了战国后期秦国宫廷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多变的秦楚关系，详细还原曾经临危受命、领衔带兵平定嫪毐之乱的神秘人物“昌平君”的具体身份和行迹。李开元还进一步提出几个问题并给出解答：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皇帝的秦始皇，为何从来没看到过皇后的记载？秦始皇有无正妻？秦始皇晚年为何对长子扶苏颇为冷淡，打发去北方前线，却宠爱另一个儿子胡亥，巡行时都带在身边？在这本书中，我们能领略到秦帝国后宫的风云诡谲和勾心斗角，也可以更容易理解秦始皇好猜忌的性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顾名思义，《刺秦》这本书的核心篇章当然是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李开元引用了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研究，指出《史记·刺客列传》绘声绘色描述这次事件的相关段落充满了口语，当来源于某位在场者的口述，并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将口述者锁定为御医夏无且。导演陆川曾向李开元请教，刺杀事件中秦王无法拔剑、左右高喊“王负剑”这一段，实际拍摄中技术上无法做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开元虽未能当场解答，却一直思考着这个疑问的可能答案，直到他在上海偶遇著名文物学家孙机先生。孙机先生向他介绍了秦汉时普遍流行的“璏式佩剑法”：剑被近乎“竖插”佩在腰间，并且往往还要系住，防止剑身滑出或者误伤。如果剑身很长，紧急情况下确实难以迅速将剑取下拔出，因为非战时佩剑的装饰性远多于实用性。在孙机先生解答的基础上，李开元在书中辅以图片，解决了这一困惑大家许多年的疑问。李开元还介绍了刺杀事件中的诸多细节，如燕太子和荆轲刺秦的具体计划，秦舞阳应当和实际扮演的角色，并且从“尉缭说秦王”展开，对秦始皇的外貌和性格进行了重新分析。

孙机1985年论文《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中的插图

在解析完刺秦事件本身后，李开元还特意写了“假如荆轲刺死了秦始皇”的章节，对秦始皇万一遇刺局势会如何发展做了有趣推演，这在国内学者的历史著作中几乎不会见到，算得上颇为独特的地方。“假设”不同于基于史实和文物的推理，原则上不会在纯学术作品中出现。但在通俗历史作品中，“假设”能让读者联想更多的历史可能性，因此也有不少欧美顶尖学者使用。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与西洋古典学教授、古代军事史顶级专家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他的著作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索恩”丛书引进出版。这位学者在写作《斯巴达克斯之战》《特洛伊战争》等原始史料较为缺乏的通俗历史作品时，除了同样经常被迫用推理填补空白外，也非常喜欢运用假设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李开元在《刺秦》中关于秦始皇万一遇刺后局势发展的假设，并没有过分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而更像是从一个新角度切入，对荆轲入秦前后秦国内部权力结构清晰明确解读，还有类似兵棋的分析和推演。

巴里·施特劳斯著《特洛伊战争》

《刺秦》后半部分，李开元从《谏逐客书》入手，对秦帝国灭亡原因进行了一番新的探讨。从春秋时代的百里奚到战国时代的商鞅、张仪和范雎，秦国一直有着重用客卿的传统，书中称之为“任人唯贤”，但这只是秦国高官选拔政策的一小部分。“任人唯亲”也就是任用宗室、外戚，仍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高官选拔的主流，这两者一直是一个同时存在、互相制衡的有机整体。但秦始皇自己早年的经历，尤其是宗室（异母弟成蟜）、外戚（昌平君）乃至亲生母亲赵姬对自己的背叛，加上他统一天下后的过度自负，使得成为皇帝后的秦始皇向“任人唯贤”一边倒，只任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信大臣。我们未曾看到宗室和外戚在秦帝国统一后的出仕记录，王氏、蒙氏等军功贵族也都没有自己的封地。于是，一旦李斯、赵高等臣子掌握了中枢权柄，博士淳于越劝秦始皇分封时候所说的“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便不幸成了预言。同时，因为秦始皇不分封宗室，在关东广大新征服地区就只能强力推行单一郡县制，于是秦帝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基础异常薄弱，一旦形势有变，这些关东郡县的行政体系就迅速走向崩溃，与中枢权柄的失控一起，成为秦朝速亡的原因。

李开元进一步结合彭小瑜教授《“虽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和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等研究，以及社会学家渠敬东教授《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对封建与郡县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对比与考察，总结了秦朝统一天下后速亡的历史教训。最后，李开元还在“外篇”对鸿门宴的更多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说，《刺秦》既有对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的重现和解析，又有对秦帝国统一天下后速亡原因的深层思考。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秦谜》读者而言，这本书中加入的诸多《秦谜》相关内容的延伸与拓展，更像是许多年前历史探险的再次延续。基于《秦谜》改编的电视剧将于明年正式开播，必然将更多人带入到这个“秦汉宇宙”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