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朴今年五十出头，是个典型的朝鲜族生意人——能吃苦，脑子活，说话实在。

二零一六年，他在辽宁老家开了十几年的服装厂，第一次把生产线搬到了朝鲜。

那时候，国内劳动力成本年年涨，工人难招，利润薄得像刀片。老朴看着账本，心里发愁。正好有个朝鲜族朋友在罗先那边做贸易，跟他说：“朝鲜工人便宜，素质还高，你过来看看。”

他去了。一看，心动了。

朝鲜那边提供厂房和工人，他负责设备和原材料。一条生产线投下去，成本比国内低了将近四成。工人都是高中毕业，干活认真，从不挑三拣四。老朴心想，这回算是找对路了。

他那个厂，在罗先的某个工业区，四条生产线，三百多个工人。机器是国内运过去的，针线是国内运过去的，连车间里用的螺丝钉，都是他亲自装箱发过去的。第一次发货的时候，他自己跟车，在边境等了两天两夜，困了就在驾驶室里眯一会儿。

“那两年，我一个月跑一趟朝鲜，护照翻得跟旧报纸似的。”老朴后来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杯茶，眼神有点远。

工厂开起来，顺风顺水。老朴的朝鲜族身份帮了大忙，他跟会社社长喝酒，跟车间主任称兄道弟，工人见了他都喊“老板nim”。逢年过节，他还自掏腰包给工人发大米和豆油。

二零一九年，他又投了两条生产线。

也就是那一年，出事了。

问题出在资金链上。

老朴的客户主要是国内几家外贸公司，结款周期长，有时候拖三个月。他在朝鲜那边却要按时结加工费——这是死规矩。刚开始还好，他拆东墙补西墙，硬撑着。后来有个大客户资金链断了，欠了他两百多万，他这边一下子就转不动了。

他跟朝鲜会社商量：能不能缓一缓？等客户钱到了，第一时间给你们。

会社那边没松口，但也没逼太紧。老朴心里感激，只要账上有钱，就先打过去。

转机出现在那年秋天。

老朴从朝鲜回来，过海关的时候，递上护照。对面的海关人员看了他一眼，低头盖章。

他接过来一看，傻了。

那个章是黑色的。

他问怎么回事，对方不答。再问，对方摆摆手，示意他赶紧走。

回到国内，他找懂行的人一问，心凉了半截。那种黑章，分三年和五年，他这个是五年的。五年之内，进不了朝鲜。

“就因为欠那点加工费？”他不信。

他给会社社长打电话，打不通。给车间主任打，接了，但对方只说一句话：“钱到了，货就发。”

那批货，价值三百多万，堆在朝鲜的仓库里。客户的交期还剩二十多天，逾期一天罚款三万多。

老朴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卖东西。

先卖那辆刚买不久的大客车——那是给工人通勤用的，九成新，卖了八万。再卖那两条新生产线，折价一半处理了。最后卖厂子，把国内的公司连着客户一起转手。

钱凑够了，打过去。

货发回来了。客户的单子保住了。

老朴的厂子没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坐在出租屋里，桌上摆着两碗泡面。

“后悔不？”我问。

他没直接回答，指了指窗外的方向：“那边，就是朝鲜。”

我看过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

他又说：“你知道吗，我那三百多个工人，有一个大姐，每个月工资才两百多块钱。但我每次去，她都从家里带泡菜给我。朝鲜的泡菜，酸，辣，跟咱们这边的味道不一样。”

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听说，他又开始跑业务了，帮别人做服装加工，从零开始。

有人问他：还去朝鲜吗？

他笑笑：想去，去不了。那个黑章，还在护照上呢。

那人又问：那你还想不想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想。那三百多个工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他的手机响了，是新的客户。

他接起电话，语气跟以前一样，实在，诚恳，带着一点东北口音。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那本护照，压在抽屉最底下，翻开的那一页，有一个黑色的章。

像一个句号。

也像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