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如同雷霆万钧般迅速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尤其在彭德怀率军摧毁了盘踞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军后，西北地区的局势几乎倾覆，唯有新疆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然而，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的解放，国民党高层纷纷外逃，陶峙岳这个驻守新疆的将领，心中的起义念头也悄然萌生。 那时，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中心已经落入我军之手，南京的失守让他们的势力几乎土崩瓦解。陶峙岳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新疆的复杂局面使得任何决定都显得极为艰难。除了他自己所掌控的新疆驻军，还有来自东线战场溃退的马步芳、胡宗南的部队，任何起义行为都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震荡，牵一发而动全身。

陶峙岳，这位出生于湖南宁乡的将领，曾在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淞沪会战等历史重要时刻中活跃，身为国民党内部资历最老的将领之一，他的经历是历史的见证。抗日战争结束后，凭借卓越的战功，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警备区总司令，成为了新疆军政大权的掌控者之一。与此同时，毛主席深知一旦选择武力解放新疆，不仅会给新疆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可能与新疆的少数民族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痕。因此，毛主席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派遣邓力群前往新疆，尝试通过和平方式说服陶峙岳和包尔汉共同推进新疆的和平解放。 邓力群的到来引起了双方的高度关注，整个谈判过程被视为最高机密，任何可能泄露的情报都会带来致命的风险。然而，尽管陶峙岳的周密防范，邓力群的行踪依然被军统掌握。几次刺杀未遂后，陶峙岳最终决定在邓力群下榻的酒店周围布置了大量兵力，确保了谈判代表的安全。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邓力群发挥了自己出色的口才与耐心，用真诚与理智打动了陶峙岳和包尔汉。陶峙岳深知自己此时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新疆的未来，也关系到无数战士的生死。他开始反思，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无尽的死亡与流血，而自己多年来与部队的情谊，恐怕再也无法承受一场内战的摧残。 然而，尽管内心动摇，陶峙岳要决定是否起义，还需要克服部队中部分军官的强烈反对。在与基层部队沟通时，陶峙岳发现，士兵们早已对战争感到厌倦，不愿继续参与内战。但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高层军官对起义持反对态度，这使得起义的实现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如此，陶峙岳决定迅速行动，宣布起义的消息。消息一传开，部队顿时陷入混乱，许多军官开始加紧巡逻，防备可能的战争爆发，甚至有军官主动去陶峙岳的指挥部要求解释。

陶峙岳明白，若不能处理好这些高层军官的抵触情绪，起义很可能会在萌芽阶段就夭折。而反对者中，叶成和马呈祥等人尤为关键，这些军官不仅地位显赫，控制的部队兵力也相当强大。面对这样的局面，陶峙岳冷静应对，他并未因紧张局势而慌乱，而是选择以宴请的形式将反对派军官招至自己住处。 叶成和马呈祥虽然心知肚明陶峙岳邀请的目的，但他们依旧因陶峙岳的高位而有所忌惮，勉强赴宴。到达后，他们发现陶峙岳并未布置兵力伏击，反而在住处外围设置了普通的警卫。此举让他们稍微松了口气，开始与陶峙岳聊起酒话。然而，酒过三巡后，陶峙岳不再绕弯子，直接开口询问如何解决新疆的困局。

马呈祥冷笑道，自己要为党国马革裹尸而战，誓死与敌军一决胜负。然而陶峙岳并未为其激烈言辞所动，而是继续分析全国战局，询问他们是否有信心面对即将来犯的解放军。陶峙岳的话如利刃般刺痛了叶成等人的内心，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所指挥的部队，士气低落，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叶成等人终于心软，愿意在陶峙岳的领导下投降，但他们提出了条件——希望陶峙岳保证让他们与财务人员顺利出境。为了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陶峙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安排专门的武装人员将他们护送出境。

随着叶成和马呈祥等人的出境，原本反对起义的力量瞬间瓦解。陶峙岳很快掌控了新疆驻军的控制权，顺利完成了部队的整合。194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陶峙岳与包尔汉共同宣布起义，发布通电，向新疆各地宣告起义的决心。解放军随后进入新疆，并在陶峙岳的协助下实现了和平解放。 陶峙岳继续为新疆的建设贡献力量，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叶成、马呈祥等人在陶峙岳的帮助下成功出境，经历了短暂的内讧后，他们成功抵达印度新德里，最终回到台湾，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