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北京。

礼部会试放榜那天，归有光终于上榜了，三甲进士。

这一刻，他等了整整四十年。

九岁成文，文章名扬天下；三十五岁中举，却八次会试落第。

天下举子读他的文章，他却一次次被挡在科举门外。

很多人了解归有光，是从《项脊轩志》开始的，那么，那间狭小的项脊轩，究竟藏着怎样的一生？

一间小书斋，撑起一生的重量

在归有光的一生中，项脊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书斋，它更像是一条暗线，把他的家族记忆、人生困顿与文学气质紧紧系在一起。

项脊轩原是南阁旧屋，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低矮、逼仄、阴暗。

对一个少年读书人来说，这样的空间谈不上体面，更谈不上舒适，但它却几乎承载了归有光全部的精神世界。

归有光出生在一个正在衰落的大族。

曾祖父归凤做过县令，祖父和父亲皆苦读一生，却终身布衣。

到他这一代，家族的社会地位已明显下滑，祖茔甚至一度被衙役侵占，几乎成了压在家族心头的一道隐痛。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归有光被寄予厚望，他被认为是能把家族重新撑起来的那根脊梁。

项脊二字，并非偶然。

一说源于书斋狭窄如人项脊之间，一说寄托追宗怀远之意，但更重要的，是它暗含着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我要撑住这个家。

归有光自号项脊生，并非文人游戏，而是对自身使命的确认。

然而，他真正开始体会人生重量，是在极早的时候。

归有光八岁丧母。

母亲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他对母亲的记忆并不完整，只能通过老妪的转述去拼凑那个温柔的身影——“儿寒乎？欲食乎？”

这些话不是当场写下，而是多年后在回忆中浮现，带着时间沉淀后的克制与哀伤。正因为记忆残缺，情感反而更深。

项脊轩中，不只是少年读书的身影，还有祖母的期盼。

祖母曾以手阖门，自语叹息：“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那不是训诫，而是带着无奈的寄望。

她甚至郑重其事地把祖上传下来的象笏交给归有光，仿佛提前把一个未完成的未来交到他手中。

这些场景，后来都没有被写成慷慨激昂的文字。

在《项脊轩志》中，它们只是零散的日常：一扇门、一句话、一段回忆，却把家族的期待、个人的内疚与时代的压力，全部压缩进了一间小屋里。

少年成名，却困在科举这条独木桥

如果只看文章名声，归有光的人生，原本不该如此艰难。

他几乎是按天才模板成长起来的。

九岁能文，十岁写出上千字的《乞醯论》，乡里为之惊异；弱冠之前，已经尽通《六经》、《三史》，文章气度远超同龄人。

二十岁那年，他在童子试中名列第一，补苏州府学生员，一时间春风得意，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孩子，迟早要走进仕途中心。

然而，真正进入科举体系后，命运却突然拧紧了。

乡试，是归有光第一次正面撞墙的地方。此后多年，他五赴南京应天府应试，次次落第。

并非无人赏识——他的文章早已在士林间传阅，被举子当作范文反复研读；也并非学力不足。

主考官张治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一眼看中他，将其拔为乡试第二名，甚至评价他为贾谊、董仲舒再世。

三十五岁中举，按理说已算熬出头，可真正的煎熬，恰恰从这里开始。

中举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归有光八次入京会试，八次名落孙山。

从壮年到暮年，他反复踏上那条熟得不能再熟的路，从昆山或嘉定出发，顺运河北上，数千里水陆兼程，几个月奔波，只换来一次次失望而归。

这种失败，带着极强的反讽意味。

一方面，他的文章早已名扬海内。在赶考途中，他常被陌生举子认出，对方肃然起敬，说自幼读先生文章，以为异世高人；

另一方面，他却始终被挡在进士门外，成为科场中一个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上岸的名字。

归有光并非不懂其中门道。

明代科举，早已不是单纯的文章竞赛，关系、人情、推荐，往往比文字本身更重要。

有人愿意提携他，有权宦想与他结交，甚至希望他“私谒”求进身之阶，但这些路，他一条都不走。他宁肯一次次落第，也不愿以附势换前程。

失败并非只有外在压力，更有来自内心的重击。

家族把希望押在他身上，祖母的象笏、父辈的遗憾，始终悬在心头；而他却年复一年下第南还，在希望和破灭的痛苦中来回拉扯。

他在《己未会试杂记》中写旅途、写风雨，字里行间不是愤怒，而是深沉的悲怆。

更残酷的是，失败并不只停留在功名层面。

就在反复落第的岁月里，他接连经历了丧子、丧妻的重创。

仕途的迟滞，与家庭的破碎叠加在一起，把人生逼进低处。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磨炼了归有光安于逆境的性格。

与文坛巨子正面相撞

嘉靖年间，明代文坛被“后七子”把持，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前七子”的主张，尊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切以摹古为高。

文章讲究形式，至于写什么、为何而写，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彼时王世贞是“后七子”的代表作家，声势煊赫。

要知道，王世贞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官运亨通，声望极盛。

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长期落第、寄居荒江的归有光却敢与其抗争。

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归有光直接贬斥：“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

王世贞得知后，愤然回应：“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随即反击：“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这场交锋，在明代文坛极为罕见。

一边是位高权重、声名赫赫的文坛领袖；一边是仕途失意、名在民间的散文家。两人的差距，不只是文风之争，更是话语权的悬殊。

归有光之所以敢于正面相撞，并非逞一时意气，而是认为文章的价值在于“明道”和“载道”，应该务实于真实情感和生活他体验，而非空洞堆砌。

其《项脊轩志》就是实践。

稳文章中的母亲、祖母、妻子、婢女、旧屋、日常琐事，这些在复古派眼中不足为文的内容，恰恰构成了他散文最有力量的部分。

时间，最终站在了归有光这一边。

王世贞在晚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在为归有光所写的《归太仆赞》中，公开承认其文章“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并称赞其“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这不仅是对归有光的高度评价，也是一种迟来的自我反省。

而因为他的散文创作风格跟欧阳修很像，因而被当时的人誉为“今之欧阳修”。

至此，归有光的文学位置，已经无需科举来证明。

所谓“明代欧阳修”，并不是他人随意的抬举，而是他在理念、实践与时间检验中，一步步赢得的称号。

而命运的讽刺在于——正当他的文学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时，仕途的大门，才终于在六十岁那年，缓缓打开。

六十岁入仕：迟到的舞台

嘉靖四十四年（1565），六十岁的归有光，终于在第九次会试中中得三甲进士。

这一刻来得太晚，却又来得极重——它不是命运的奖赏，更像是一张迟到的入场券，把他推上了一个早已看得通透、却依然愿意承担的舞台。

按明制，三甲进士不能入馆阁，只能外放为令。

归有光被派往浙江长兴任知县。这里地处山乡，久无良吏，胥吏把持，豪强横行，冤狱成风。

对一个年过花甲、久困场屋的人来说，这不是体面的差遣，却是最真实的治理考验。

他没有犹豫。

到任之后，归有光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饬文书，而是兴学教化；

第二件事，是清理积案。

他亲自审讯，改用吴语问案，让妇孺也能当堂申诉；对明显的冤狱，当场平反，对恶吏与捕役依法严惩。

短短两年间，三十余名被判死罪者获释，一百余名蒙冤者昭雪，民间风气随之改变。

这些做法，并不高调，却极其坚决。

归有光很清楚，自己没有升迁的本钱，也无意讨好上司。

他在告示中直言：“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

这不是书生气的宣言，而是一个晚达官员的自觉选择，把官当成责任，而非阶梯。

正因为如此，冲突也随之而来。

长兴地方豪强不满，上司亦觉其难以驾驭。

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被调任顺德府通判，名为升迁，实则外放管理马政。

按惯例，进士为令，无为迁倅，这次调任带有明显的惩戒意味。

归有光对此并不讳言，他愤懑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

随即上疏请辞，却被压下。

但即便在并不情愿的岗位上，他仍然把事情做完。

在顺德任上，他利用相对清闲的时间，系统整理马政史料，编成《马志》；

此前居安亭时，他深入研究太湖流域水利，撰《三吴水利录》，提出“疏吴淞江以导太湖的方案，后来被海瑞采纳，用于大规模治水实践。

这些工作，不显山露水，却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公共事务的核心。

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因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入南京太仆寺任寺丞，旋即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

这是他一生中距离政治中枢最近的时刻。可惜，舞台刚刚打开，身体却已承受不住长期劳累。

隆庆五年（1571），归有光病卒任上，享年六十六岁。

回望这段仕途，很难用“成功”或“失败”去概括。

它短暂、迟到、充满阻力，却始终保持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不因官位改变立场，不因现实磨损原则。

也正是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看清——那个在文章中写尽人情冷暖的散文家，并不是只会回望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经得起时间反复阅读。

清人编《古文观止》，收录他的文章；后世评明代散文，绕不开他；

连曾与他正面论争的王世贞，也在晚年承认其“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所谓“明文第一”，并不是来自一时声誉，而是来自跨越时代后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