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九月底，鸭绿江边的风已经带着凉意，厂区围墙外的那排杨树开始落叶。我们公司在边境做了好几年服装加工，和朝方的合作一直顺顺当当——料件运过去，半成品拉回来，整理完发往韩国和日本。朝鲜工人手巧，针脚细密，次品率比国内工人还低。

那批从外协厂回来的成衣，堆在仓库里等着整理。货早就做好了，但对方厂里催着我们拉走，说是要腾地方。偏偏团长前几天回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们公司中国人不多，且都是上了岁数的。几个大姐整烫熨烫是行家，但让她们去搬运成衣——一包几十斤，码起来比人还高——实在难为人。

只能去找指导员。

指导员姓朴，四十出头，瘦高个，常年板着脸。他是朝方派驻的管理人员，管着厂里几十号朝鲜姑娘的吃喝拉撒、思想动态。按规矩，姑娘们出厂，必须是他或者团长亲自跟着，寸步不离，像押运贵重物品。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对着几本账册发愁。

“指导员，外协厂那批货，得去拉回来。”我说，“团长不在，你们姑娘得出几个人。”

他抬起头，看着我，没说话。那眼神我懂——他为难。走不开，又不能放人。

“我知道规矩，”我赶紧说，“但你也看见了，我们那几个大姐，搬不动。你们姑娘利索，一会儿就完事。我亲自带着，保证不出问题。”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缝纫机的嗒嗒声，姑娘们正在流水线上低头干活。

“需要几个人？”他终于开口。

“六个就行。”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好吧，就信你一回。你亲自带队，出了事，你负责。”

我应下来，心里却有点发虚。他这句“信你”，分量挺重的。

六个姑娘被叫到院子里，站成一排。我远远看着，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工服——深蓝色的那种，洗得有些发白，但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整齐，扎着低马尾，低着头，谁也不说话。

朴指导员站在她们面前，用朝鲜语交代着什么。我听不懂，但能猜到——无非是“注意纪律”“听从安排”“别给中国人添麻烦”之类的。他说了很久，语气很重，像在训话。

说完，他转身走了。

姑娘们上了车，坐在后排，依然低着头，谁也不吭声。我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只能看见六颗低垂的脑袋和六双并拢的膝盖。

车子发动，驶出工厂大门。

厂区在城边上，出门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两边是些小店铺——卖五金建材的，卖日杂百货的，还有一家拉面馆。都是很普通的街景，但对她们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外面”。

车子开出去十来分钟，车厢里还是一片安静。我正想找个话题打破沉默，忽然听见后排有人轻轻哼起歌。

是朝鲜的民谣，调子很欢快，我听不懂词，但旋律耳熟——好像是《阿里郎》的变调，又好像是别的什么。

哼了几句，旁边的人跟着哼起来。渐渐地，六个人都加入进来，声音越来越大。不知道谁先拍了第一下手，然后大家都拍起手来，打着节拍，脸上露出了笑容——不是那种克制的、礼貌的笑，是真的、从心里溢出来的笑。

车厢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和司机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刚才那六颗低着的脑袋，现在都抬起来了，眼睛里亮晶晶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唱着歌，拍着手，像一群过节的孩子。

她们一边唱一边指着窗外叽叽喳喳。这个指着一家服装店，那个指着一个水果摊，用朝鲜语飞快地说着什么。有个姑娘甚至鼓起勇气，用生硬的中文问我：“这个，什么？”她指着路边一家卖烤串的小摊，烟雾腾腾的，飘过来一阵香味。

“羊肉串。”我说，“好吃的。”

她点点头，笑着转回去，跟旁边的人翻译。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然后又是一阵笑。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们平时被管得太严了。在朝鲜劳务输出的管理体系里，这些都是集体生活、集体劳作，10人一组，有组长监督，每周思想汇报，定期主题学习。她们来中国打工，但真正接触到的中国，只有厂房的四面墙和宿舍的几张床。

今天，指导员不在，这个框框暂时打开了。

到了外协厂，她们二话不说就干起活来。成衣一包一包码在仓库里，要搬到车上。她们排成一溜，像流水线一样，一个人从里面往外搬，一个人接过去，再传给下一个，一直传到车边。嘴里还哼着刚才的曲子，脚下生风，干得又快又利索。

我喊她们歇会儿，喝口水。她们摆摆手，继续干。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工服后背都湿透了，但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断过。一边干一边还互相打趣，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笑成一团。

不到一小时，几十包成衣全部装完。

往回走的路上，路过一家小卖部。我让司机停车，进去买了六袋饼干和六瓶汽水。那年月，边境小城的商店里没什么进口货，就是些本地产的普通饼干，塑料袋装着，几块钱一袋。汽水也是本地汽水厂出的，玻璃瓶，橙子味。

我把东西递给她们：“辛苦了，路上吃的。”

她们愣住了。那个眼神我至今记得——惊讶，不敢相信，然后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双手接过东西，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虽然发音不准，但那份真诚谁都听得出来。

有个姑娘拿着那袋饼干，翻来覆去地看包装。拆开后，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然后眯起眼睛，笑了，像只满足的小猫。另一个姑娘拿着汽水瓶，对着光看里面的气泡，一个个升上来，又破掉。她小心翼翼地拧开盖子，喝了一小口，咂咂嘴，又喝一小口，然后递给旁边的人，让她们也尝尝。

她们互相分享着，你一口我一口，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那个场面，就像一群春游的学生，分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零食。

回程的路上，车厢里依然热闹。歌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是另一首，节奏更快，她们一边唱一边拍手，有人甚至轻轻晃着身体。

但快接近工厂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

我注意到，有两个姑娘开始把大家没吃完的饼干和没喝完的汽水收起来，小心翼翼地用外套包好。她们动作很快，一边收一边还往窗外看，像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车刚停稳，她俩就第一个跳下车，抱着那包东西，头也不回地跑向宿舍。

其他几个姑娘也下了车，脸上的笑容已经收起来了，低着头，排成一排，像来的时候那样，走回厂房。

我看着她们走远，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她们为什么跑——她们要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不能被朴指导员发现。因为在指导员眼里，这些来自“外面世界”的东西，代表着“不该有”的欲望，代表着可能会让人“思想出问题”的诱惑。被发现的话，轻则一顿训斥，重则影响回国后的安排。

那天晚上，我加班整理完那批货，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路过宿舍楼，看见二楼一个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隐隐约约传来说话声和轻轻的笑声。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起下午那些笑脸，想起她们唱歌时的样子，想起她们小心翼翼掰开饼干的动作。

2013年的秋天，那批成衣顺利发出去了，发往韩国釜山。后来还有很多批货，也都很顺利。那些姑娘们继续在流水线上低头干活，每天厂房、宿舍两点一线，每周汇报思想，每次出厂依然要有指导员跟着。

我不知道那几袋饼干最后怎么样了，是被偷偷吃掉了，还是被发现没收了，或者一直藏在某个角落里舍不得吃。我也不知道那天下午的快乐，能在她们心里存多久。

但我知道，那个下午，她们是真的快乐过。

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哪怕最后还要把头低下去。

第二年开春，那几个姑娘里有人回国了，换了一批新的来。新来的也是低着头，不说话，工服洗得发白。

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她们也会坐上那辆通勤车，去一个没有指导员的地方，唱起歌，笑起来。

哪怕只有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