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以来，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依赖两大因素：一是地理环境，二是政治关系。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地貌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加之水陆交通能力的提升，经济交流也因此加快了步伐。进入明代以后，国家对外的政策以及区域政治生态对中朝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明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政权建立了典型的宗藩关系，辽东地区的边镇与朝鲜半岛属国的政治属性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外部社会的聚变与裂变，推动了中朝贸易活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明初，国家刚刚建立，周边疆土仍待收复。到明代中期，辽东的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了中朝之间的交往模式。

在这期间，贸易成为了中朝双方交往的重要内容，对于以朝贡为核心的宗藩体系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明代以前，辽东地区的各族人民仍然根据地理条件从事游牧、农耕、渔猎等生产活动。随着明朝将辽东地区打造为军事重镇，营建了卫所、驿站、墩台等防御网络，并在腹地推行屯田制度，在周边实行羁縻统治，形成了一个和谐而动态的边疆体系。这个体系既承袭了蒙元时期的疆域概念，也传承了数千年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

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的军政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恢复元朝所占的原有疆域，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防御制度，进一步发挥辽东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的边镇作用。明廷首先在辽东的军事要冲设立卫所等防御重心，再修复通往各处的驿站体系，同时在战略位置上设兵屯守卫，形成了紧密的防御网络。这些军事堡垒，如镇、卫、所、堡、驿站、墩台等，既具备戍守边防的功能，又能承担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任务，逐渐构建起辽东防御的骨架。

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军攻克了元大都，开始了收复元朝疆土的进程。辽东地区的蒙古王族后裔以及旧元朝的权臣们依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与漠北的王廷互为声援，给幽燕地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对辽东的割据力量及各部族采取了政治招抚与军事攻伐相结合的策略，征服与统治并行，务求巩固东北边疆的安全和发展。朱元璋设置了定辽都卫，任命了马云和叶旺为都指挥使，负责总辖辽东的诸卫军马，修筑城池以镇守边疆。明军首先进驻辽河平原东部，设立了辽东都司及多个卫所，逐渐清除了旧元势力的影响。金、复、海、盖、辽阳、沈阳等地的卫城都得到了修缮，军民各得其所。

随着纳哈出集团的势力逐渐退缩至辽东西北部，明朝加大了对辽东防线的加固力度。在完成金山战役后，明廷致力于收复东北的元朝旧疆，并通过增设卫所的方式，把防线向西、东、北三方延伸，基本完成了卫城的修建。洪武后期至永乐年间，明朝在连接各大军事和经济重镇的交通要道上，继续修建驿站、递铺、运所等屯堡，辽东防御体系愈加完善。

明朝政府在辽东的军政管理体系也日渐成熟，特别是在永乐至宣德年间，明廷不断加强对辽东的军政管控。除了在辽东都司卫所体系之上设置藩王驻守要冲外，还进一步稳固了沿边的新占之地。藩王的设置通常包括宫室、府院等军事重镇，且藩王统率三个卫治及专属军队。然而，辽东的藩王，如开原的韩王、沈阳的沈王和广宁的辽王，尽管早期有一定影响，但在永乐时期他们几乎退出了辽东的军政体系。

在此背景下，辽东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明初的辽东，战乱不断，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农事也几乎停滞。辽东的守将们首要任务是驻兵屯守军事重镇，修葺城池，并安抚百姓。随着军事控制的加强，辽东地区开始设立卫所，推进屯田，扩建军堡，练兵保民，逐步稳固了辽东的治理局面。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地方守将修建的城池不仅坚固耐用，还具有防御功能。这些卫城往往修建得百雉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建筑风格。

在社会结构上，辽东的主要居民在明初包括元朝遗民、明军及其家属，明廷通过使之各安生业的政策来安顿内附的少数民族。朝廷通过赐予物资和原地安置的方式，稳定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并将其纳入到新的行政体系中。辽东都司根据地理条件和当地资源，灵活调整军事和民政的安排，特别是在屯田制度的推行上，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恢复不仅为军镇提供了粮食保障，也大大增强了屯堡的防御能力。 在辽东卫所的管理下，各民族的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共同体。虽然辽人与蒙古、女真等民族的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文化逐渐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东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文化在辽东地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 最终，辽东地区的文化发展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更体现在社会上层的推动力。随着儒学和汉文化的深入渗透，辽东逐渐摆脱了蛮俗，形成了一个文化融合、多元共生的边疆社会。明代的辽东，在统一的制度下，不仅实现了边疆的稳定，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