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之际，由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出发，到天山之下，长安城外，中原大地，齐鲁海滨……寻找中国文物与艺术中的马——寻找那份奔腾不止的生命力与澎湃的精神。

在河北邯郸的北朝考古博物馆，陈列着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墓出土的300多件陶俑，构成了一支气势恢宏的地下仪仗队。依稀可见的那些枣红、黑、黄等各色马身，将人拉回那个铁血时代。陶马阵的背后，见证的是北朝三百年的战乱与融合，以及一个“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身披铠甲）的时代。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陶马与骑俑的衔接自然贴合，有自然的受力曲线，显示了北朝成熟的雕塑技艺。

在河北邯郸的北朝考古博物馆，陈列着“高洋墓”出土的300多件陶俑，构成了一支气势恢宏的地下仪仗队。视频编辑 梁佳 苏晴晴（实习生）(4:44)

踏入河北省北朝考古博物馆的展厅，柔和的灯光穿过展柜，落在一排排静默的陶俑上。千年前的泥土经匠人之手塑形、烧制、彩绘，如今依然保留着鲜活的姿态——骑者身着铠甲怒目圆睁，战马昂首挺立蓄势待发，鼓乐俑执器欲鸣，仪仗俑肃立如林。

陶俑列阵 1987-1989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发掘出土 北朝考古博物馆

陶俑列阵 1987-1989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发掘出土 北朝考古博物馆

黄土深处的北齐马阵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高洋墓”，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陵墓）——这座北朝晚期规模最大的墓葬，虽经盗扰，仍出土了2215件随葬品，除一对大型门吏俑分立石门外两侧，其余均出自墓室。随葬陶俑在数量上占大多数，计1805件，其中立俑和坐俑1605件、骑俑200件。展厅中摆放的300多件陶俑构成了一支气势恢宏的地下仪仗队。依稀可见的那些枣红、黑、黄等各色马身，以及精致的辔勒、鞍镫、障泥。

展厅内的俑阵

展厅中，俑阵排列依稀可见当年的仪仗格局。位于后方的甲骑具装俑组成核心战力，另外还有风帽鼓乐骑俑与笼冠鼓乐骑俑等。它们并非孤立的雕塑，而是一个完整的礼仪与军事体系的缩影——马背上的骑士或执缰待发，或挥戈欲战，或捧器奏乐，陶马则四肢稳健，胸廓饱满，仿佛下一秒便要踏破时空的界限。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陶马与骑俑的衔接自然贴合，身体与马身形成自然的受力曲线，显示了北朝成熟的雕塑技艺。

该墓葬出土陶俑数量颇丰、样式繁复，生动还原了南北朝晚期的军事装备、仪卫制度与服饰风貌，是研究北朝社会的珍贵实物佐证。

左侧为笼冠鼓乐骑俑

列阵中的甲骑具装俑

陶俑中仪仗俑群清晰反映当时的军事特征：军俑外衣多为半袖交领右衽，内搭圆领窄袖衣，装束简洁适配作战；少数步兵俑身着内甲，为步兵中身份较高者。彼时骑兵为军队精锐，防护装备成熟，墓中出土的90件甲骑具装俑（人马铠）是典型代表——骑士头戴兜鍪、配顿项耳护，身覆披膊、甲裙，外披战袍；战马亦全身披甲，面有面帘、身配胸甲与身甲。

笼冠鼓乐骑俑 1987-1989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发掘出土 邺城考古队

笼冠鼓乐骑俑

其中15件笼冠俑尤为特别。笼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冠帽，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尤其为贵族、官员及仪卫等身份较高者所佩戴。其主体呈笼状或桶状，通常以轻薄的纱、漆纱等材料制成，戴在高耸的发髻或巾帻之外，形似罩笼，故称“笼冠”。

着朝服者姿态统一，为随从武官；着袴褶者姿态各异，是仪仗中的鼓乐人员。俑群原手持各类仪仗、武器与旌旗，惜多已锈蚀腐朽，墓中出土的铁制小模型，推测为各类武器、仪仗的缩小形制，因锈蚀严重已无法辨认原貌。

甲骑具装俑1987-1989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发掘出土邺城考古队

甲骑具装俑是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陶质陪葬俑，它完整还原了古代 “甲骑具装”—— 即人和马都身披铠甲的重装骑兵形象，是研究古代军事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通常来说，骑士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姿态多为端坐于马背上，呈现作战或列阵状态。马匹全身披挂 “具装铠”，覆盖头部、躯干与四肢，仅露出眼睛、口鼻和马蹄，防护严密。

甲骑具装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军队的核心突击力量，尤其在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融合，让这种重装骑兵成为战场主力。

北朝考古博物馆展出的甲骑具装俑多出土于东魏、北齐宗室贵族墓葬（如茹茹公主墓、湾漳北朝壁画墓），其造型写实、铠甲纹饰清晰，是北朝重装骑兵的直观写照。下图这座陶鞍马虽然四肢残缺，但仍然能看到护具上的朱色彩绘，朱砂等矿物质颜料历经千年依然能保存至今。

陶鞍马 1987-1989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发掘出土 邺城考古队

以下几件出土文物来自赵胡仁墓与茹茹公主墓，有些马匹装饰华丽：

陶鞍马 1974 年磁县东魏赵胡仁墓发掘出土 北朝考古博物馆

1974年磁县东魏赵胡仁墓发掘出土的陶鞍马等

赵胡仁出身南阳赵氏，是员外散骑侍郎尧荣的妻子，因儿子尧雄、尧奋、尧峻在东魏身居高位而母以子贵，死后与三子合葬。1974年在磁县东陈村西北发掘，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和砖筑单室构成，原墓室四壁有壁画，但因破坏严重已无法辨识。

陶鞍马1978-1979 年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出土 北朝考古博物馆

陶鞍马 1978-1979 年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出土 北朝考古博物馆

陶鞍马出土于东魏茹茹公主墓，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磁县，墓主是柔然（茹茹）可汗之女、北齐武成帝高湛童年时期前来和亲的公主，于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下葬。除了陶俑，陶马与陶骆驼等一同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出土，是其墓主身份显赫和北朝墓葬仪仗制度的体现。

马鞍下设有障泥，其形制宽大垂长，明显超出马腹范围。马具装饰尤为完备华丽，有的马颈上带有一圈圆形金属泡饰。

陶马 2009 年北魏李翼墓发掘出土 邺城考古队

李翼墓是北魏时期的重要墓葬，墓主李翼出身北魏宗室，其墓葬出土的陶马造型古朴，具有北魏时期陶俑的典型特征，是研究北魏丧葬制度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陶马制作工艺中的时代印记

陶马的制作工艺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匠人的巧思与时代的印记。

除甲骑具装俑外，陶马的头部均为单独制作，左右双范合模而成，合模线即从额到鼻的中轴线，出土时有些陶马的头部和马颈已由接缝处裂开。马耳朵单独制作，预先在马头上耳朵的部位钻有小孔，将制好的耳朵安插上去。

马的躯干与骑者的双腿是一同制作的，左右双范合模而成，在马背上与人身体接茬部位留出近似圆形的洞。马的下腹都是空的，留有一近长方形的孔洞，颈部也有孔以便与马头连接。马腿系单独捏塑后粘接到躯干上去的，因腿部很细，却要支撑沉重的躯体，为防止折断，在腿内部加了铁丝。

制作示意图

马具示意图

马尾是单独制作的，系捏塑而成，然后粘接在马后尻部位，由于下垂的马尾与马臀之间有一定间隙，仅靠马尾根部与身体的粘接很不牢固，容易脱落、折断或变形，所以在空隙处填充少许泥条以加固，但并未影响其美观。这种标准化与个性化结合的制作模式，既保证了批量生产的效率，又让每一匹陶马都独具神韵。

从结构图中可看出，障泥边缘以异色宽带包边，质地挺括，推测为皮革或毡类材质，部分甲骑俑的障泥表面还饰有皮毛纹样。障泥下方为较宽短的鞍褥（鞯），同样带有包边。

自马鞍后部延伸出一条环形鞦带，经马尾下方兜住马后臀，前端固定于鞍体，近鞍处两侧各垂一短带用于悬挂物品。其络头除基础带饰外，额带与鼻带间增设“丫”形连接带；带身交接处及较长络带中部均饰有圆形金属泡饰；带端余出部分制成穗状并施以贴金。另于马颈前部以双股粗绳环系，余长垂至近胸位置。

马背上的北朝风云：寻史之远

陶马的背后，是北朝三百年的战乱与融合，是“甲骑具装”的黄金时代。

马身上的装饰与颜色是“寻马”过程中的惊喜发现。风帽鼓乐骑俑坐骑，枣红色马身配黑色辔勒，土黄色障泥边缘包裹着枣红色镶边，白色鞯垫上的纹理清晰可辨；笼冠鼓乐骑俑的战马，障泥上的墨线隐隐可见，据考证是模拟皮质的装饰工艺。这些色彩与纹样并非随意而为——白色地子上的平涂彩绘，既符合北朝的审美风尚，又暗藏等级秩序，如朱红、暗红多为仪卫与军卒所用，白色则常见于侍从俑的服饰与部分战马的装饰。

与汉代陶马的厚重稳定不同，北朝陶马通过拉长颈部、压缩躯干、强化四肢支撑，塑造出“蓄势待发”的张力。它们或昂首嘶鸣，或低首蓄力，肌肉线条流畅饱满，即使静态站立，也能感受到内在的力量。这种造型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北朝尚武精神的写照。

在邯郸的“寻马记”，寻到的不仅是泥土塑造的马形，更是北朝的军事智慧、工艺成就与文化精神。这些陶马见证了“甲骑具装”的鼎盛与衰落，承载着游牧民族与中原百姓的共同记忆，成为解读北朝历史的钥匙。北朝的陶马虽没有唐代三彩马的华美奔放，却以苍劲的力量感与厚重的历史感，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本文鸣谢北朝考古博物馆提供支持、路晓曼提供讲解）

部分材料参考：《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

《寻马记》海报 题字：顾村言 设计：郁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