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这是我们熟知的成吉思汗形象的描述，自从斡难河源头的誓师大会拉开序幕，属于蒙古高原的光辉时刻便应运而生。这位伟大的领袖，带领蒙古族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帝国，甚至欧洲人将他与阿提拉并列为上帝之鞭，认为他们是上帝派来惩罚自己的使者。 随着忽必烈在中原建立起了大元朝，尽管四大汗国已经不再听从他调遣，他仍然是大蒙古国的名义上的大汗。时光流逝，许多人对于元朝统治者的汉语水平充满好奇，直到今天，我们也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去推测和判断他们的汉语能力。 （一）、出口成章，稔熟于心

作为元朝的皇帝，我们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太祖元年，一直到北元林丹汗的末年。虽然朱元璋将元朝驱逐出中原，但元朝并未因此消亡。那时，他们常年活动在北方，因此被称为北元。虽然蒙古的大汗仍由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担任，但元朝曾经的统治区域广泛，与中原政权有着深刻的联系。 1. 交流如常，亲阅亲览 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 这句话出自耶律楚才所编的《玄风庆会录》，记录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尽管成吉思汗早期信仰萨满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但他对道教同样情有独钟，数次邀请丘处机前来大营议事。

《玄风庆会录》中，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对话被记录下来，而这段对话是以汉文书写的。由此可以推测，成吉思汗和丘处机的交流无疑是用汉语进行的。虽然历史典籍中没有记录丘处机懂蒙语，但许多记载都表明成吉思汗能够流利地运用汉化语言。而且，《长春真人西游记》也曾提到成吉思汗对汉人书法的热爱。他曾亲自书写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两人的交流融洽愉快，丘处机也因此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高人。 2. 文采飞扬，精通汉话 许多人把成吉思汗视为一个目不识丁、对汉语一无所知的蛮子领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诸多描述表明，成吉思汗对汉族文化怀有深深的敬仰。对于汉语，他显然已经非常熟悉。系元初之书，译文得其本音，非世祖以后文人著述，则往往窒阂不能通者有之。

这本书流传至今非常稀少，因为它的记载是真实的，而非后人编造。丘处机的西行目的地是阿富汗——蒙古帝国的帝国坟场，这使得他声望极高。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亲自批阅汉文奏疏已是家常便饭。一个能建立如此庞大帝国的领袖，必然具备非凡的能力和魅力，而他的身边也有许多汉臣，耳濡目染之下，成吉思汗对汉语的掌握也在所难免。 （二）、吟诗作对，不在话下 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这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形象，他不仅是蒙古的薛禅汗，还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犹如母公司与子公司，母公司的董事长和子公司的总经理由同一个人担任。忽必烈，对于汉文化的崇拜可见一斑。

1. 知人善任，文采飞扬 《元史》记载，忽必烈在继位前便广泛结交中原的名士，而在窝阔台时投奔蒙古的窦默和姚枢两位学者，便是忽必烈的重要导师。他们经常为他讲解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儒家经典，这些知识对忽必烈日后的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像刘秉忠、赵璧、张文联、张德辉等二十余人，也是为忽必烈讲解汉家经典的学者。他们与忽必烈的交流几乎全部使用汉语。《元史》中多次提到，元世祖与这些学者的对话常常涉及到汉文化，如定宗二年，世祖于潜邸问张德辉曰：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这一段对话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可以看出，忽必烈从小便学习汉人文化，继位后更是广泛提拔汉人官员，他的汉语水平自然也比前几任大汗高得多。

2. 出口成章，谈吐得体 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这是忽必烈自己所作的诗篇，透过诗句，我们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帝王的豪迈气概。忽必烈深知，作为外来者，只有充分了解中原文化，才能更好地治理汉地。他以孔子为文、关羽为武，尊儒崇道，体现了政治上的深思熟虑。 他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模仿汉人，连吟诗作对时也能展现出不凡的才华。这首《陟玩春山纪兴》，被收入清代张豫章所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一书中，足见其文学修养。忽必烈还特别喜欢为一些地方或人物起名，像通惠河、郭守敬的《授时历》这些名字，都是他亲自所命名，可见他对汉文化的深刻理解。 （三）、有过之，而无不及 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继任者们，尽管无法超越他在帝国建立上的成就，但他们在汉文化的学习上毫不逊色。毕竟，他们长期生活在汉地，朝中大多是汉臣，而元世祖对汉文化的重视政策也一直延续着。因此，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君主汉语水平普遍较高。至于北元时期，由于蒙古重新回到草原生活，文献稀少，汉语水平较难考证。 1. 妙语连珠，滔滔不绝

元成宗铁穆耳，作为元朝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平定了海都之乱。他的汉语水平极为高超，至今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便是最佳证明。毕竟，元朝的继任者们都非常注重汉文化的学习，而成吉思汗的后代也必须熟悉汉语，才能更好地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帝国。 2. 汉语命名，璧坐玑驰 忽必烈对于后代帝王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为他们起名时，也大多采用汉人之名。元武宗海山的名字便是忽必烈亲自请道士为其起的，此外，他还曾与大儒李孟一同学习，常常出口成章，文采斐然。元仁宗的名字也是汉文化的产物，这些都证明了元朝帝王对于汉语的精通。 结语： 从成吉思汗开始，元朝的统治者们与汉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君主们普遍精通汉语，这与他们长期治理汉地的实践密不可分。虽然北元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元朝的统治者们都对汉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