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在法律领域，故宫珍藏着古建筑、青铜器、古画、书法、古籍、档案、印玺等蕴含丰富法治印记的文物。青铜铭文镌刻典章契约，御笔朱批蕴含司法逻辑，獬豸石雕承载公正信仰，这些文物穿越历史长河依然鲜活，成为中华法系最生动的物证。近日，检察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剑虹一起探寻文物中的法治印记，听她阐释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读懂故宫背后的文脉赓续与时代新篇。

张剑虹：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兼任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孤儿文物专家组成员。她长期致力于法律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著有《康乾时期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近年来，主持国家清史文化工程之《清史图录（光宣朝下）》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从北大法学博士到故宫历史学博士后，张剑虹在红墙黄瓦之间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道路，让“文物开口说法”，讲述中华法治文明的绵延故事。

“孙家造”镜——以镜喻法

一脉文渊

故宫文物承载中华法治精神

记者：从年少时以游客身份初见故宫，到如今作为研究人员深耕其中，随着身份的转变，您对故宫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白玉盘龙纽“大清受命之宝”（玉玺）

张剑虹：我与故宫的关系是一场从“仰望殿堂”到“走入脉络”的深刻转变。年少时站在太和殿广场，震撼于其辽阔；看到军机处时，纳闷一品大员怎么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办公。如今再看，我看到的是建筑布局中的秩序密码、器物陈设里的制度痕迹。故宫从未改变，改变的是我看待它时的“眼睛”与“心灵”。随着从“观赏者”转变为“对话者”，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也逐渐清晰：在故宫里寻找“法”的脉络。当我将故宫视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运行了六百余年的载体，而非单纯的艺术建筑集合时，法律与制度的脉络便自然浮现：空间即法典，左祖右社（左边太庙，右边社稷坛）、前朝后寝的布局、屋顶形制的等级差异，皆为固化的礼法秩序；器物即案卷，玉玺是皇权法令的信物，谕旨是法律运行的凭证，甚至一件赏赐之物都可能是制度实践的物质呈现；事件即案例，宫中无数决策与案件，是抽象法律在权力顶端的复杂实践。

从惊鸿一瞥的“他乡”到安身立命的“故园”，这种与世界文化遗产同呼吸、共思考的体验，是我学术生涯的莫大荣幸。

记者：大众眼中博大精深的故宫背后，有哪些专业力量在协同挖掘、阐释并传承其多元文化内涵？

张剑虹：支撑故宫文化挖掘与传承的是一套融合内部精深研究、国际学术对话与跨界专业合作的立体网络。故宫内部已形成一套多层次的研究架构：故宫学研究院作为学术中枢，下设十三个研究所，深耕最基础的文物、文献与历史研究；文保科技部门以现代科学仪器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守护文物“健康”；展示教育团队负责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展览、教育活动和文创产品，是连接学术研究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对外，故宫以开放姿态构建国际协同网络，“太和学者”计划就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作为高层次双向学术交流项目，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邀请外国学者来访，同时选派故宫学者赴海外交流，推动从文物保护技术到文化交流史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这种多元协同模式，让故宫文化的阐释既有历史深度，又具当代视野与国际格局。

记者：站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您认为故宫所承载的法律文化在中华法系发展脉络中，具有怎样的地位与价值？

张剑虹：故宫远不止一座宫殿，它是中华法系在最高权力层面与文化象征层面最集中、最完整的物理体现，其地位与价值可从三方面理解：

其一，它是中华法系成熟期的最高殿堂。明清时期中华法系进入高度成熟阶段，故宫作为中央集权核心，成为这套法律体系运转的中枢与实践顶峰。其二，它是礼法秩序的空间史诗。严格的中轴线布局、尊卑有序的建筑规制，将“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法原则具象化；宝玺、嘉量、日晷等器物，不仅是实用工具，更象征皇权正统与制度权威，构成法律权威的物化基础。其三，它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鲜活物证。相较于《唐律疏议》等文本法典，故宫以具象化的视角，让人们看到法律如何在权力空间中被讨论、执行与体验。如果说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大脑”与“筋骨”，故宫就是其充满生命力的“心脏”与“面容”。传统法律文化中“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天下无讼”等理念，在故宫通过建筑、故事与文物鲜活保存下来，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语境，让我们超越单纯的条文解读，从空间、视觉的整体互动中，把握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与实践逻辑。

创新赋能

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活”在当下

记者：大众多震撼于故宫的建筑之美，却难读懂其背后的制度脉络。如何让遥远的宫廷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与大众建立联结？

张剑虹：故宫之美，不仅在于其建筑艺术的巅峰成就，更在于它是一座活的“法治思想博物馆”。它的每一处设计、每一件珍宝，都承载着古人对于构建秩序、实现正义、教化人心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构成现代法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

我在《藏在故宫里的法律印迹》中尝试搭建一座桥梁，让故宫的殿堂楼阁“开口说话”，让器物陈设“讲述”它们见证过的法治故事。我将故宫整体视为一件“宏大的法律文物”，从三个层面与大众建立联结：从空间看秩序，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布局，本身就是一套立体的礼法制度图；从器物看实践，养心殿里的一方皇帝玉玺，不只是艺术品，更是皇权意志化为国家法令的终极信物。书房中的莲鹭图玉器与瓷器摆件，展现的是“一路清廉”的廉洁文化。通过这些具体物件，法律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操作”；从人物与案件看思想，通过乾隆皇帝在懋勤殿勾决案件、发表法律意见等真实场景，展现抽象条文在具体情境中的适用逻辑。

五彩描金鹭莲图凤尾尊（中）——一路（鹭）清廉（莲）

记者：把生僻严肃的法律史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呈现并非易事。您如何平衡历史的真实性、法律的专业性和阅读的通俗性？

三年相邦建信君铍（青铜兵器）

张剑虹：平衡三者的关键在于“转译”，而非简单降低专业门槛。一要转换视角，让文物“开口说法”，将研究从“文本中的法”转向“文物中的法”，挖掘青铜器、画卷、建筑中凝固的法律观念；二要故事化叙事，以具体文物和案件为切入点，还原历史场景，让读者获得方位感知与情感共鸣，而非猎奇式解读；三要结构创新，我的著作分为“书法与绘画”“印玺与器物”“建筑与装置”“法典与审谳”“宫廷与秘案”五册，如同五条并行的游览路线，既保证体系完整，又赋予读者阅读自由，实现雅俗共赏。

总之，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展示”，而是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真正融入当代生活，关键在于用大众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把厚重的历史变成可知可感的日常体验。这便需要系统盘点故宫法律文化资源，依托已梳理出的五大类相关文物与场景深化宣传；深挖“獬豸公正”“民为邦本”等核心理念，结合现代公平正义、诚信契约等议题，以案例对比实现活化阐释；同时借力科技赋能，通过AR技术让文物“说话”，打造数字资源库、系列短片、播客等沉浸体验产品，让传统法律文化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记者：在挖掘和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某个文物或案件，让您切实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魅力，甚至对法治有了新的感悟？

张剑虹：这样的瞬间很多，最深刻的有两个。一是从器物纹路中“听”到千年判决，看到刻有法律事件的西周青铜器时，比如铭文中记载“司工”的任命程序，或是格伯簋记录的“以田换马”完整契约流程，我由衷感叹法律并非始于成文法典，而是始于古人对秩序的最初约定。这些铭文就是最早的“判决书”和“合同”，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魅力。二是从历史案件中“悟”到制度启示。梳理清宫档案时，宁寿宫盗窃案让我十分震惊：康熙朝有太监盗窃宁寿宫物品，直到乾隆朝才案发，不少当年的盗窃者已离世。这可是森严的皇宫大内啊！看来任何严密的制度都有漏洞，这个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权力监督和制度执行的重要性，也警示今人，法治建设绝非一劳永逸，必须常抓不懈。

记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将“具象载体”与“抽象法律史”结合的研究路径为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带来哪些助益？为传统法律文化的活态传播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张剑虹：我通过“以物论法”的新路径，将法律史研究从“文字”拓展到“物质”与“空间”。其一，研究对象从文本拓展到物质载体。传统法律史研究高度依赖传世法典、档案文献等文本，我尝试将建筑、器物、书画、印玺、宫廷空间等纳入研究范畴，实现法学、历史学、文物学、考古学、艺术史的深度融合，做到“以图证史，图文结合”。其二，促进多维对话，深化历史理解。通过一件件具体文物，将“礼法合一”“明德慎罚”等抽象理念具象化，例如乾隆御笔《修德修刑论》卷是帝王治国理念的直接体现，《胤禛耕织图》用图像传递“重农固本”的法律政策目标，促成法律思想、制度设计与物质文化的多维对话。其三，揭示制度运行的真实复杂面。我通过嘉靖皇帝冤杀小贩、道光时期为树典型放走真凶等案件，既展现清代司法制度的精密，也客观揭示权力干预、制度失衡等人性幽暗与制度局限，避免片面美化，体现了“了解之同情”的史学态度。

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活态传播，我也进行了一定探索：传播策略上，从学术阐释转向故事化、场景化叙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法律文化嵌入具体的宫廷秘案、器物故事和建筑空间，降低理解门槛，激发公众兴趣；传播形式上，从单一文本转向“视觉化+跨界”融合表达，高清文物图片与文字相辅相成，比如獬豸从“纤秀似羊”到“威猛近麒麟”的形象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法律象征符号史；传播目标上，从知识普及转向价值连接与当代启迪，激活公正精神、契约诚信等文化基因，助力坚定文化自信与法治自信。

文明对话

让中国法治故事走向世界

记者：据了解，您还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孤儿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深度参与全球文化治理，这份经历对您的研究有何帮助？

张剑虹：这份跨领域经历为我的研究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带来研究视角的转换。如果说以前是从故宫内部梳理法律脉络，如今我更习惯将故宫置于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坐标轴上进行观察与解读。最深刻的转变在于，我不再仅将每一件蕴含法治印记的文物视为研究对象，更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被呵护和解读的生命体。我的任务不仅是诠释文物的历史含义，更要思考如何在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伦理与规则下，让其故事能够完整、真实、可持续地传递给世界。

在每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工作组会议以及不定期线上会议中，我逐渐体会到各国在追索文物、界定“文化财产”法律属性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也促使我在故宫中寻找能与世界对话的普遍性命题。比如，清代对民族事务、涉外纠纷的处理规则与实务，可为今天思考跨文化法律冲突提供历史参照；故宫文物修复中“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背后蕴含的“尊重历史真实性”哲理，与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理念高度相通。总之，故宫法律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人类探索秩序与公正的一份珍贵历史记录。

记者：在全球文化治理与国际法治交流的背景下，故宫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实现“走出去”，向世界讲述中国法治故事？跨文化传播需要重点把握哪些原则与方法？

张剑虹：故宫是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让故宫所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并被世界理解和欣赏，关键在于将文物形态、空间语言、历史案例演绎为关于秩序、正义与治理的普遍性叙事。向世界讲述时，应聚焦于那些最具中国特色且能与现代法治精神对话的传统智慧。比如，故宫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布局所体现出来的秩序与和谐的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法律追求社会整体秩序与和谐的物理体现，与现代法治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有深层共鸣。还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思想，强调法律与道德教化相辅相成，可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经验。

跨文化传播需要把握三大核心原则：一是探寻人类共通价值，以獬豸象征的公正精神、契约文书体现的诚信观念等跨越文化的共同追求为连接点；二是展现历史的复杂与真实，避免单一维度的赞美，立体呈现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与局限，这种客观态度更容易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三是与现代法治精神对话，通过古今司法程序、法律与道德关系等的对比，引发国际社会深度思考。具体可通过三条路径推进：打造“紫禁城的法度与秩序”等主题国际巡展，精选玉玺、法律铭文青铜器、《大清律例》等核心文物，设计清晰的叙事线索；深化学术合作，推动《藏在故宫里的法律印迹》等著作的多语种翻译与出版，使其进入国外大学的中国法、比较法课程书单；借力影视与多媒体全球传播，加强与国际媒体合作，拍摄以故宫法律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用高清镜头和故事化叙事，直观呈现文物背后的制度与思想。

故宫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是一次系统的文化转译与对话工程。不仅是展示古老的智慧，更是为当今全球共同面对的治理、秩序与正义问题，提供一份来自东方的历史思考。

薪火永续

法治基因的传承与未来

记者：故宫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以及全民法治素养提升，具有哪些现实启发？

张剑虹：故宫所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并非尘封的教条，而是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当代法治建设的精神资源。

在国家法治建设层面，追求“德法共治”的治理境界。例如，太和殿、养心殿等空间，不仅是权力场所，更是“礼法合一”治理哲学的实体化。古代强调“明刑弼教”，刑罚是推行教化的手段。这启示我们，当代法治建设不能仅靠刚性约束，更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深度融合，通过教育、舆论、文化浸润，让法治成为社会道德的自然延伸。乾清宫“正大光明”匾所象征的司法透明，正是当代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的历史回响。

在全民法治素养提升方面，实现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故宫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感召力与符号价值，是普法教育的顶级资源。器物、匾额、文书等都是极佳的普法“教具”，可系统开发专题展览、融媒体产品、研学课程，让抽象概念变得可知可感。比如，宫廷司法档案中的真实案例是当前案例教学的好素材，公众通过角色代入，能理解古代司法内涵，并对比思考现代法治，深化对法治逻辑的理解。

记者：面向未来，在保护、挖掘、传播与转化故宫所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有哪些值得着力的方向？

张剑虹：在保护方面，要从实体走向数字，构建全息档案。未来保护需超越对单体文物的关注，构建更立体的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建设高精度“数字司法遗产库”，对涉及法律的诏书、奏折、匾额、器物进行高精度三维数字化，并利用AI技术进行关联分析和知识图谱构建，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石，让这些珍贵遗产得到更长久、更全面的守护。

在挖掘方面，要从历史走向对话，拓宽研究视野。一方面，开展“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将故宫法律实践与同时期其他文明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在对比中更清晰地呈现中华法系的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推动“法律文化微观史”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件档案、人物（如皇帝、官员）司法经历的深度梳理，揭示制度运行的真实逻辑与人际互动，让历史变得更有温度、更可感知。

在传播与转化方面，要从叙事走向体验，打造沉浸场景。可与专业机构合作，制作系列纪录片或播客，打造品牌化视听与社媒产品；同时在社交媒体发起“故宫里的法律故事”等话题，以短视频、图文解读等形式持续输出内容，保持公众关注度。核心目的是将专业的学术知识，转化为公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体验，让故宫所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总之，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以学术研究为引擎，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以数字技术为翅膀，创新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最终在公众心中建立起故宫作为法律文化宝库的鲜明认知。让红墙黄瓦间的法治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的法治力量。

记者手记

行走于故宫宏大壮丽的建筑群落间，我们仰望它的巍峨，惊叹它的典藏，却常常忽略，这座六百余年的宫殿里，还蕴藏着一部立体的中华法治史。从青铜铭文里的古老契约，到御笔朱批中的司法考量；从中轴对称的秩序美学，到獬豸守望的公正信仰，故宫早已超越一座皇家宫殿的意义，成为中华法系最直观、最生动、最厚重的物证。它用建筑、器物、文书、案例告诉我们：法治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流淌在文明血脉里的精神追求。与张剑虹研究馆员的对话，让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深耕文博与法律交叉领域的执着坚守，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深宫典藏”走向“大众视野”、从“历史遗存”变为“当代滋养”的生动实践。以物释法、以史鉴今、以文化人，让古老的法治智慧与当代法治精神同频共振，正是此次对话的价值所在。故宫就像一条精美而典雅的丝带，丝滑地连接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我们读懂文物里的法度，读懂历史中的治理，便更能理解今日中国法治的文化根基，更能坚定前行的底气与力量。

截至目前，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已达180余万件（套）。在这些文物的流传与守护中，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法治故事，让我们跟着张剑虹研究馆员一起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