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战国，犹如华夏历史的两段少年时期。就像一个人从童年到青春，思想、性格的形成往往深刻影响后来的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同样对后世的文化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子百家的经典，都成书于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根基。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都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产物，为后来的历代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那么，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到底如何定义与划分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划分方法，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划分方法，是以公元前475年为界。这一划分源自《春秋》一书的记载，书中最后的记载停留在公元前481年，而《春秋》作为儒家史书，代表了汉朝的正统史观，在古代社会具有极高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因此，后来的史学家们常常以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可以说，这种划分方法，带有明显的儒家视角，体现了古代史学对正统性和历史连贯性的追求。

第二种划分方法，则以公元前403年为起点。这一划分方法更符合社会政治变迁的实际。北宋的史学大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采用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端。为什么选择公元前403年呢？这一年，晋国的三个权臣——韩、赵、魏三家，完成了对晋国的瓜分，且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东周天子实际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三家分晋的行为无疑是对周天子权威的公然挑战。此时的周天子，已经沦为一个名存实亡的象征，其法统和权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成为了战国时代真正开始的标志。 如果从现代的历史观来看，第二种划分方法无疑更加符合实际。三家分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瓜分，它也象征着东周社会从春秋时期的相对稳定和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彻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没有太多实际的军事力量，但他依然代表着法统和道德权威。许多诸侯虽然在实力上超越了周天子，但仍然得向他表忠心，一旦周天子宣布某个诸侯为逆贼，其他诸侯便会理所当然地跟随讨伐。即便春秋时期诸侯君主间发生了多起君主被杀事件，但几乎没有哪个权臣敢在篡位后自立为王，因为篡位之后如果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册封，其地位将不受其他诸侯的承认，甚至可能成为其他诸侯攻击的口实。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三家分晋事件的发生，周天子不仅无法阻止晋国的分裂，甚至也开始放任乱臣贼子自立。三家分晋之后，周天子的法统名存实亡，东周的政治体系早已荡然无存。诸侯们对周天子的尊敬日渐减少，甚至到了战国后期，许多诸侯国开始自称王，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周天子权威的彻底不屑。特别是秦国的崛起，它不仅完成了对周天子的政治打压，还一度将周天子的都城洗劫一空，最终末代周天子死于忧愤，未能挽回周朝的衰败。 此外，春秋战国之间，霸主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霸主地位是靠着战斗力以及对周天子的合法授权来建立的。所谓尊王攘夷正是在这一时期流行，春秋五霸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方，得以发号施令，正是依赖于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支持。然而，进入战国时期后，周天子的权威进一步削弱，诸侯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此时，所谓霸主的地位已经不仅仅依靠周天子的支持，而完全取决于各诸侯国的军事力量。合纵连横的外交策略盛行，战国时期的诸侯不再向周天子求取授权，而是直接寻求其他大国的支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与战国的划分，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过渡，更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春秋的诸侯们尚且需要借助周天子的名义行使权力，而战国时期的诸侯则已经突破了这一束缚，各自为政，甚至不再理会周天子的存在。这个转变，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也为后来的帝国建立和统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