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当滇军第60军接受命令,乘坐美国运输舰从越南海防前往东北时,潘朔端,时任60军184师师长,做梦也未曾想到,这次出征会让他踏上一条充满排挤和险恶的道路。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未知和迷茫。
经过10多天的海上颠簸,60军和93军终于在辽宁葫芦岛港口成功登陆。按当时的编制,这两个军本应归滇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名义上是去东北接收失地。然而,蒋中正对滇军并不信任。刚登陆不久,这两个军便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以一纸命令调至前线,而滇军第1集团军司令部仅仅收到一个通知,便成了旁观者。东北前线正值蒋军嫡系部队向我东联部队发起进攻,60军的三个师被直接划归新1军、新6军以及第52军指挥。184师则负责从鞍山、海城到营口、大石桥一线的防务。 1946年4月25日,60军军长曾泽生带领军部刚刚在葫芦岛港口登陆,却立刻接到命令,前往辽宁新民县驻防。此时,曾泽生麾下的三师,已经被蒋军的嫡系部队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个在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的将军,虽心中充满愤慨,却又无可奈何。无所事事的他,只能在黄泥盆旁取暖,度过无聊的时光。当部下前来请示工作时,他只能无奈地回应:我们来东北的任务光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我们已由长官部节制,一切都得听杜长官安排,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力与心烦。面对部下的关切,他依旧表面镇定地打发他们回到部队:初到这里有点不习惯,我们在越南时穿单衣都流汗,可到这儿烤着火盆却还是觉得冷。你们军务繁忙,赶紧回去吧。 潘朔端的命运似乎注定要面临诸多考验。 到了东北战场,184师被分散布置,任务繁重而冗杂。蒋军方面的指挥调度与滇军的战略方向相差甚远,令潘朔端心中充满疑惑。当滇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向他传达抓紧构筑工事准备打仗的命令时,潘师长一时间愣住了:我们不是来接收失地的吗?怎么突然要打仗?孙渡的脸色并不愉快,只是冷冷地回应:你还是听命令吧。184师的官兵们听闻这一消息后,心中愤懑不已。很多人私下议论:这么长的防线,兵力分散,这不是让我们当炮灰吗?敌人完全可以把我们消灭掉。 然而,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184师经过沈阳时,新6军军长廖耀湘亲自召见潘朔端,表面上拉拢他,但实则想摸清184师的情况。与此同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对60军特别警惕,特别是对潘朔端和184师极度不放心。这源于潘朔端的过往。在大革命时期,他曾在第3军第8师当过科员,因部队遭到蒋氏清洗,被赶出部队。后他曾一度流落昆明街头,生活艰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在云南王龙云的表兄推荐下,才重新进入军界,逐步升任为滇军的指挥官。杜聿明深知这一切,并对潘朔端怀有深深的戒心。 杜聿明派遣了30多个特务随行监视潘朔端的动向,甚至要求184师每天交上战利品,以证明部队的战斗成果。于是,潘朔端只得按要求派小分队去荒郊野外放枪,假装与我军交战,回来后交上几件破旧的日军遗留装备,勉强应付上级的检查。 1946年5月18日,辽东战场局势愈加紧张。蒋军在四平的进攻顺利,而辽东军区副司令员韩先楚接到命令,要立即发动攻势,先攻占鞍山,再攻海城。滇军第60军的三个师依然在分散布防,战线长且防守空虚。杜聿明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命令潘朔端率部进攻距离海城30多公里的析木城,完全忽略了海城的防守需要。 潘朔端知道,这个命令若执行,必然导致全军覆没。海城一旦失守,局势将无法挽回。杜聿明的命令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已经陷入绝境。然而,杜聿明的荒唐命令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潘朔端没有按照命令出击时,杜聿明再次发来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求他死守海城:一个人也不准突围,违令者严惩不贷。这种命令,简直是逼着潘朔端将自己的部队送上绝路。 面对这种局面,潘朔端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在军官会议上,他假装配合杜聿明,召集了各级军官传达死守海城的命令。与此同时,他暗中与我军取得联系,准备带领184师起义。当杜聿明派出的特务联络组到达时,潘朔端将他们一网打尽,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系,正式宣布起义。 184师的起义,给蒋军带来了沉重打击,也让曾泽生极为失望。曾军长怒斥孙立人未曾及时救援,但在深感无奈的同时,心中也开始萌生起义的念头。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局势,也预示着滇军在这场历史性风暴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