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日，民国的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了首批叙任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八个名字赫然在列，刚好是个整齐的数字。正坐在成都喝酒的四川王刘湘，匆匆翻阅完报纸，却发现自己竟不在其中，心中不免大为郁闷。他找来找去，除了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外，更加让他气愤的是，这份名单里居然没有川军的任何代表。刘湘端起酒杯，低声自语：罢了，谁让咱没有参与北伐呢？这些年忙着争霸四川，却把‘原始股’给错过了！

实际上，这份名单上，几乎涵盖了当时各大军阀的头面人物：中央军的何应钦、西北军的冯玉祥、晋绥军的阎锡山、东北军的张学良、桂军的李宗仁、粤军的陈济棠、湘军的唐生智，甚至连滇军的朱培德都有一席之地，唯独川军空缺。刘湘最为恼火的，是张学良这个35岁的年轻少帅。几年前，张学良可是北伐军的敌人，而四川的各个军阀早在1926年就宣布效忠国民政府，随即改旗易帜，成了南京政府的一部分。这些人，实际上比张学良更早为国效命，偏偏最终在名单中无一人入选，刘湘心中的不平衡，难以言表。

然而更让川军愤怒的是，第二天公布的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又让整个川军群体炸了锅。刘湘仅以第四名的成绩，勉强进入了这份名列前茅的二级上将榜单，令人沮丧的是，川军的其他将领，甚至连中将的军衔都没能保住，退而求其次，也只能是少将。例如曾是北洋政府森威将军的杨森，早在1924年就已是陆军中将加上将，如今却只能佩戴二颗星。另一个曾在中原大战后声名狼藉的灵官王陵基，更是愤怒至极，只获得了陆军少将衔，气得他直嚷嚷着想要找人算账。川军上下不满情绪爆发，直指国民政府的军衔歧视。川军历经中原大战的洗礼，战力虽强，士气未必如预期，但为何地位如此低下，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谜。

川军自北洋政府时期起，刘湘就已经是上将，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肩并肩平起平坐，难以接受的是，到了国民政府时代，他不仅跌出了第一梯队，其他川军将领也纷纷降衔。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标准之一便是参与过北伐战争，而川军虽早已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却并未真正参与北伐，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也几乎没有出力。即便是张学良，虽在东北易帜后归顺南京，但他早在1928年才开始正式投靠国民政府。与此相比，川军虽有40万大军，但因缺席北伐，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川军阀的混战从未停止过，尤其是二刘争川之时，局势更加复杂。直到1932年9月，经过多年激烈的政治争斗，四川才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而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已经在中原战役中完成了大体上的统一，川军的贡献几乎为零，政治地位自然急剧下降。川军的高级将领们，甚至连职务都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刘湘仅仅担任四川省主席这一地方性职务，远远不能与其他地方军阀相比。冯玉祥和阎锡山早已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宗仁、朱培德等人也在国民政府的核心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川军显得尤为边缘。

而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川军将领的战斗力，也开始受到南京政府的轻视。在二刘争川期间，四川的40万大军与红四方面军交锋，结果却是一败涂地。面对徐向前率领的红军，川军的军力根本无法构成威胁，最终遭遇惨败，川军损失惨重。刘湘不得不辞去职位，尽管后来复职，但他和川军的声望已经彻底下滑。南京政府对川军的态度，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和冷淡，红军的迅猛发展更是使得川军的战略地位持续下降。

1935年，川军的日子愈加艰难，红军一波接一波地进入四川，尽管川军被指派追剿，但他们屡屡败北，无力回天。蒋中正不得不派中央军进入四川，以武力背书，并准备实施削藩政策，要求川军进行整编。这一整编，意味着要将川军的300多团削减至100个团，削减的幅度之大，几乎将川军的军力一分为二。刘湘和川军将领们自然不肯轻易让步，双方围绕整编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激烈博弈。国民政府的意图很明确：通过对川军军衔的控制，将川军的军力削弱，并彻底分化川军内部的权力。

到1937年，老蒋的削藩行动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南京政府发布了针对川军的第三轮整编方案。川军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何应钦亲自带队对川军将领进行逼迫和干预。这一次，川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所有人都清楚，进一步的削减和调整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