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这位正德时期的旧臣，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形象经历了多次变化，尤其是当他涉及到大礼议时，众说纷纭。杨廷和是正德时期翰林院的一位重要官员，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忠诚，在武宗死后，他竭力支持世宗即位，成功捉拿了江彬，为朝廷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世宗即位后，杨廷和辅佐幼帝，清除腐败，恢复朝纲，被视为中兴之功的关键人物。然而，由于他在议礼问题上的坚持，最终与嘉靖帝产生了分歧，逐渐生出了矛盾，最终不得不辞官归籍。嘉靖七年（1528），他因议礼问题被削去官职，名声也因此一落千丈。

议礼一事，是杨廷和一生最大的争议。历史上，对于他的功过，尤其是与礼制的争论，往往引起人们的激烈讨论。杨廷和的坚定立场和对礼制的执着，使他成为士大夫们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象征。明朝士大夫对于名节的重视，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杨廷和的固守原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被视作是坚持道义、不随波逐流的典范。人们普遍认为，在国家政治的日常操作中，杨廷和是一个有节操、不畏权贵的代表，而议礼新贵则因趋炎附势而备受批评。因此，杨廷和的坚守礼制，成了他一生名节的象征。

当世宗刚刚即位时，杨廷和曾一度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他作为首辅，凭借武宗遗留下的权力结构，在朝廷中拥有非凡的话语权。当时，世宗年轻且经验不足，杨廷和利用这一点，牢牢把握了内阁的权力。他与内阁成员，如蒋冕、毛纪等关系密切，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结。杨廷和的权力一度掩盖了世宗的皇权，甚至让他在朝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世宗逐渐成熟，他开始收回权力，杨廷和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最终不得不辞去官职，甚至在嘉靖时期被削籍为民。世宗决定追究议礼一事，杨廷和便成为了罪魁，他的功劳和贡献被逐渐遗忘，反而成为了朝廷和社会的忌讳。

嘉靖初年，一些言官，特别是史道等人，开始指责杨廷和为窃权奸臣，并多次对其进行攻击。王琼的《双溪杂记》更是将杨廷和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王琼通过这本书，批判杨廷和及其身边的其他官员，强调他们的罪行。此书一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成为杨廷和负面形象的主要来源。杨廷和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尽管曾为他辩解，却始终未能改变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尽管如此，杨廷和在功勋方面的评价仍然不小，尤其是在世宗即位初期的表现，依然为一些史家所称道。

杨廷和去世后，嘉靖帝并未给予他应有的尊荣。甚至在杨廷和去世时，他的葬礼也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仅以平民礼仪安葬。熊过的《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算是唯一一篇对杨廷和进行正面评价的文献，但在那时，杨廷和依然无法摆脱议礼一事带来的负面形象。即使后来的史家，如唐枢、郑晓等人，也未曾直言过多赞扬杨廷和的议礼立场，而更多地强调他的忠诚和为国所做的贡献。时至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的去世让他的一生功业逐渐被遗忘，直到隆庆初年，明代政府才决定恢复他的名誉，追赠谥号并恢复他的官职，正式给予他应有的尊崇。

这次官方的复职，标志着杨廷和形象的重新审视。赵贞吉所作的碑志，重新审视了杨廷和的历史地位，称他为定策国老，强调他在世宗即位初期的功绩。赵贞吉在碑文中，对于杨廷和的评价，显然更倾向于赞扬他的忠诚和智慧，并对其在议礼一事中的坚守，表现出一定的理解。这种观点，在后来的士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万历时期，许多评论家，如唐鹤征、何良俊等，也开始重新评价杨廷和的功绩，认为他在定策国事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随着朝政变化，尤其是天启时期党争的加剧，杨廷和的形象再次变得复杂。在这一时期，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更加谨慎地讨论杨廷和及其涉及的政治事件。私人编纂的史书开始流行，而这些私家史家的评价往往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他们对于杨廷和的评价，往往不敢直言其功过，而是以引述前人评论或官方文献来避免引火烧身。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既有对杨廷和的肯定，也有批评，显示了人们对于他历史形象的复杂态度。

直到明朝灭亡后，遗民史家在书写杨廷和时，已不再受到外界干扰，但百年积淀的各种评价依旧影响深远。不同的史家，基于各自的立场和视角，对杨廷和的评价各不相同。谈迁对杨廷和的评价，继承了前人的看法，强调他在政治上的功绩，并对他在议礼事件中的处境给予理解。而查继佐和张岱则对杨廷和的议礼立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过于坚持己见，未能顺应当时的皇帝意图。张岱甚至认为杨廷和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不必要的争斗，使得双方关系恶化。 从这些史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廷和的形象，不仅仅是功与过的简单对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历史人物。他的忠诚、智慧、以及他在议礼上的坚持，构成了他复杂且多变的历史面貌。正如谈迁所言，永陵议礼，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讼之舌，敝而犹新，杨廷和与大礼议之间的争议，仍然是历史中的一根刺，时至今日，依旧未能彻底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