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被誉为“天下奇观”“国宝中的国宝”。在88平方米的崖面上，千手的不同姿态，汇聚成斑斓夺目、如同孔雀开屏的宏伟气势。这龛开凿于南宋时期的经典之作，在八百年的风雨历程之中，经历过多次妆金保护，据宝顶山现存的明清时期碑刻文献记载，有准确记录的妆金就有4次，这其中，明代1次，清代3次。文献记载中妆金工艺涉及的人和事，涉及到四川遂宁和重庆潼南、璧山、荣昌等多个区县（市）。历时近八年实施的石质文物一号保护工程——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工程中，在逐层剥离的金箔中，那多达四层，甚至于八层金箔装饰的精细工艺，又显示出其神秘高深的水准。

透过那些凝固的碑文，回首八百年间，昔日有记载的四次妆金历史，带给我们诸多的疑惑和感慨。让我们随着历史的痕迹，探寻和遥想那些铭刻在碑文上的人物和往事！

净明寺在哪里？

据现存碑刻记载，宝顶山千手观音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修复，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

就在千手观音造像旁边，有一龛“妙智宝塔”，下方刻有一件《善功记》碑，叙述了在明代隆庆四年，当时遂宁县净明寺住持比丘的悟悰，与他的徒弟、徒孙多人“施财妆千手观音金像一堂”，妆金的匠师是来自荣昌县的吴自贤和他的儿子。

宝顶山明代《善功记》碑刻

净明寺在遂宁哪儿呢？幸运的是，在宝顶山圆觉洞内的一件明代碑刻中，记载有“遂宁县安仁里”。查阅遂宁的一些方志，均未有净明寺的记载。而历史上的“安仁里”，也只有名字记载，具体管辖范围也是令有关专家感到茫然。

那么，昔日的净明寺还在吗？

今潼南净明寺遗迹

无意之中，在网络博客上，我们发现了一则“净明寺的传说”，作者是今潼南县的一位民俗专家——张建，传说记载了在今潼南县卧佛镇一处“净明寺”的名称来历。随后，与张建一道来到卧佛镇内的百花村，到山巅深处的净明寺实地探访。只见寺内房屋大多进行了重修。在正殿上面悬挂的匾额，以及旁边的铜钟，明确有“净明寺”三字，与宝顶山明代碑刻“净明寺”完全相同。不过，寺内现存的残碑，未发现有明代的只字片语；一些古朴的圆雕石像，也极难判断具体的年代。而在现场的调查时，一位老年人的一番话语，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道，一位叫胡开学的老年人的爷爷曾讲过，这处寺庙是修建在清朝前面的一个朝代，而且还是砍山砍出来的。清代前面的朝代，就是明代，这段话无疑是对这处叫“净明寺”的寺院，与宝顶山碑刻所载寺院有关的佐证，并提供了颇具民俗调查意义的珍贵资料。

那么，明代遂宁净明寺缘何出现在今潼南县境内？——这与潼南建县有关，今潼南县城在民国元年（1912年）之前归属遂宁县，民国元年后新建东安县，其后更名潼南县。所以，净明寺就极有可能出现在今潼南县境内。

不过，要确定这处净明寺就是昔日捐资妆金的寺院，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昔日的安仁里，是否就在今潼南县卧佛镇一带。

通过与潼南文管所有关专家联系，发现收录的碑刻文献中，有一处东岳庙的摩崖造像，遗存有“遂宁县安□里”的称谓。实地调查发现，在龛正中主尊像台座正面刻有”大明国四川北道潼川州遂宁县安仁里李市……”等字。由此可知，此地及其附近一带区域，在明代属于安仁里。另外的一则史料，是与清代贤相张鹏翮（1649—1725年）有关，据民国十三年刊本《遂宁张氏族谱》记载“公卒雍正三年乙巳二月十九日，葬本邑中安仁里庆元山”，其位置即今潼南县小渡镇月山村内。由此可见，安仁里的范围在今潼南小渡、新胜一带。

张建所写传说、以及实地调查的净明寺，其所处的卧佛镇也就在这一带附近，由此可以初步判定，昔日宝顶山明代碑刻提及的“遂宁安仁里净明寺”，其所在的位置大致就在其中。那么，今潼南卧佛镇内的净明寺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寺院呢？尽管目前还缺少最有利的证据（如在寺院内明确提到当年的僧人名字的碑刻），但是，其“净明寺”名称的巧合、实地调查民间关于建寺年代的传闻等，都令我们深感有极大的可能性。

清初移民文化的见证

距明代首次有记录妆金之后的170多年，宝顶山的碑刻记载了第二次妆金。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时宝顶山的住持方丈大和尚净明，与他的徒弟德舟等人，约同会首黄成先、穆源远、刘成漳，对“千手大士法像一堂”等进行了重新妆金。

宝顶山清代《遥播千古》碑

此时期，大足的经济文化正处于一个恢复时期。回首这一次妆金前的百余年历史，令人深为感叹。

据1996年出版的《大足县志》记载，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时候，全县编户只有2甲，仅有66户人家，总人数为132口。从清代顺治十八年至雍正八年（1661年—1730年）的这近60年的时间内，大足的知县都是由荣昌知县兼摄。如此少的人口，大足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可想而知。这种局面，在巴蜀地区其它地方也基本相同。

清代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荣昌县事兼摄大足县史彰”来到宝顶山，见“僧堂寺烬，迄今四十余载，即所存瓦砾，亦不可睹……”，史彰召来耆老，皆称“前人言，山寺兴废，关系邑之盛衰，寺盛则民皆安堵，寺废则民尽逃散，如欲招集逃亡，宜先开宝顶”。通过官方和民众的积极经营，大量的移民来到了大足，也来到了昔日香火鼎盛的宝顶山。

在万尊佛像汇聚的宝顶山附近，有一处山沟，名叫穆家湾。在这一湾内的居民，基本上为穆姓。在穆姓后人保存的《穆氏族谱》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迁移的历史：在清代初年，此地穆姓的先祖名叫穆应洪，祖居今贵州遵义。穆应洪有七个儿子，其中，在宝顶山碑刻所记的“穆源远”，就是穆应洪的第五个儿子。《族谱》还说到，穆应洪长子穆沛远，在三十八岁的时候，率其胞弟六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从遵义来到四川古昌州境内，选择了宝顶山豹子坡对面佛处的周宅居住，其后，又迁移到今穆家湾内。今湾内还有一处古寨，名为穆家寨，据说就是当年穆家人修建。而今，穆家湾内生活的已是穆家迁徙到此的第九代传人及其后人了。

《穆氏家谱》载从贵州迁来大足史实

当时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穆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于是，便参与到了清初这次千手观音的妆金行为之中。为何将千手观音作为妆金的主要造像之一呢？这与历史盛行的“宝顶香会”或有关联。正如清初史彰撰写的碑文中，叙述到“宝顶山寺，即维摩道场也，历代香火最盛，名齐峨眉，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语”，通过妆金，不但有效保护了千手观音造像，还体现出昔日兴盛的香会在民众心目的地位，也可说是从另一种角度延续了香会的发展。

回首清初的这次妆金行为，可谓是大足经济文化在此时期得到恢复的一个体现。

观音像内的神秘人物

2014年4月26日，正在实施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工程的技术人员，在主尊腹部处发现一块可以移动的长方形石砖，取出石砖竟发现其内隐藏有“暗格”。而这石砖的取出，也引起了世人对千手观音之前修复历史的关注，因为在这石碑上面，刻有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妆金情况。

修复人员对新发现的封砖进行考察研究

这件石砖两面都刻有文字，其中一面记载有“遂宁县中安里地名七佛寺，善士张龙飞、同缘黄氏，男昌文、昌德，合家发心装修宝鼎观音大士金容一尊”等，年代为“乾隆四十五年四月”。这块石砖，与之前收录在《大足石刻铭文录》中的另一块碑刻所载史实基本相同，之前的碑刻现仍保存在宝顶山旁边圣寿寺维摩殿内，其碑文也是“遂宁县中安里善士张龙□、同缘黄氏、男昌文、次子昌德，合家发心施银钱装修宝鼎名山大慈悲千手目观音大士金身一尊”等像，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岁夏月”。可见，新发现的石砖所刻弥补了一些遗憾，如之前碑刻“张龙□”阙失一字，可知为“张龙飞”。

那么，张龙飞是何许人？其籍贯地“遂宁县中安里七佛寺”会是什么样的寺院？

据1993年的《潼南县志》记载，潼南县在1912年设立之初，全县分为东北里、上安里、中安里、下安里，辖28个场镇，其中，“中安里4个场镇，为复兴场、三汇场、五桂场、斑竹场”，复兴即今潼南卧佛镇，即中安里的地域大致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张龙飞所在的“遂宁县中安里七佛寺”，也在此地带之中。

在资料的查阅中，在这一带就有“七佛寺”，位于今潼南县卧佛镇百花村龙洞石湾，当地人俗称“七佛岩”，也被称为“兴胜寺”。据清代嘉庆二年（1797年）的一块碑刻记载“我境七佛岩，原系古迹”，可知此地由来较为久远。摩崖造像中，现还保存有多龛造像，其中的文殊菩萨造像，坐于青狮背上的莲台之中，面容端庄，花冠雕刻精美、工艺精湛，不失为清代摩崖造像的佳作。之外，摩崖造像上还有清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等时间的碑刻，这些碑刻之中虽然出现有张姓的人物，但是未见有张龙飞一家的名字。

一同参加调查的张姓居民介绍，就在这七佛寺下面，就是张家湾，这一带居住着大量张姓的居民。随后，我们找到了一些张姓的家谱，其中一部家谱中，多次明确记载到这一带的地理位置，是“潼川府遂宁县中安里七甲地名七佛寺”，与捐资妆金千手观音的张龙飞籍贯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初步确定，这一带就是张龙飞在宝顶山碑刻中的所记载地带。不过，在这些家谱中，都没有张龙飞一家的名字，甚至于连字辈都未见有相同的排序。清代，遂宁张姓人才济济，如遂宁黑柏沟的张氏家族是一支兴盛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大家望族，被称为“清代四川第一家”。而翻阅此张姓的文献资料，也未见张龙飞其名。

尽管如此，目前可以初步确认宝顶山碑刻中张龙飞籍贯的一些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龙飞碑刻中所提及的七佛寺，与首次有记录妆金中的净明寺，相距只有数里，这次张龙飞来大足宝顶山妆金，会不会是受到昔日净明寺僧人捐资的影响呢？

传奇人物戴光升

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璧山人戴光升捐资对千手观音进行了妆金，这是有准确记载的第四次妆金，也是近年来实施千手观音修复之前，所见最后一次有记录的妆金。

在千手观音附近的“广大宝楼阁”造像下方，有一件碑刻记载到，在1889年，璧山县大路场的信士戴光升，字大顺，来到宝顶山“拈香晋谒”千手观音，目睹观音造像“月容减色”，于是发愿心重妆满座金身，同时还装绚了华严三圣等造像龛，总共捐银一千余两，碑刻中还提及到戴光升的家庭，妻室张氏和儿孙辈姓名。

宝顶山清代戴光升装彩碑

经历百余年的历史，还能从今天璧山大路场找寻到昔日戴光升的人生经历吗？经过多方打听，璧山大路街道的工作人员传来一个消息，戴光升的后人还在大路生活。于是我们便来到大路，揭开了捐资者戴光升的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在大路，我们见到了戴光升的玄孙戴英朝老人，他的爷爷就是刻在宝顶山碑刻上的戴嗣禄，也就是说，戴光升是他爷爷的爷爷。这些关系，在戴家的家谱上面记载分明。提起戴光升，戴英朝老人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戴光升那一段颇具传奇的人生。

《戴氏族谱》载戴光升生平

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戴光升出生在璧山大路场滚材坡的小河沟旁，家里极为贫寒，吃饭都是将灶台作为饭桌，受此影响，戴光升没念过什么书，最初以售卖水果维持生计，其后改行当了屠夫。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戴光升的命运，当时有一支白莲教军队曾驻扎在大路场，戴光升依靠向他们售卖猪肉得到了丰厚的收入。有了这笔资金，戴光升选择了与人合伙开办铁厂，地点就选在其老家约30里路的阴阳沟。不久后，合伙人退出铁厂，戴光升独自经营着厂矿。戴光升的铁厂规模较大，他对工人也是颇为亲和。戴英朝老人讲述了一些故事，据说当时每天都要发工钱，每次都需要用箩筐来装；每天都要杀一条猪给工人吃。

戴光升的财力逐渐丰厚，今天璧山还有老百姓说他曾是当年璧山“首富”，不过，他对公益事业颇为关心，如修路等等。1889年，捐银千余两，请工匠，在宝顶山进行了为期半年之久的修缮。此时的戴光升已年届六十，仍亲自往返于大足宝顶山和璧山大路场，亲自监督工匠维修石刻造像。

戴光升捐资保护千手观音的事迹，在戴家世代相传，戴英朝老人还保存有一件红绫帕，据说就是千手观音妆金完毕后，当年宝顶山的住持赠送给他的。

清代宣统三年（1906年），82岁的戴光升归葬于璧山县六塘乡地名玉马水屋处，而今其墓地未见有墓碑，仅有乱石土堆，以及常年流淌的溪水。昔日璧山一位颇具传奇人物长眠于此，而其名其事，仍在大足宝顶山万尊佛像之间铭刻，在璧山的民间世代流传。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4年10月28日和11月7日。此次略有修改。）

文字：李小强

图片：罗国家 唐长清

编辑：刘怡君

编审：曾庆川

责编：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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