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籍中，伊朗并非一个模糊的远方概念，而是一个随着时代推移逐渐清晰、不断被重新命名和理解的文明实体。从“安息”到“波斯”，再到“百尔西亚”，名称的更迭背后，是两大文明在陆海丝路上持续数千年的接触史。

中国史籍最早记载伊朗，可追溯至西汉。《史记·大宛列传》明确提到“安息”。所谓安息，即帕提亚王朝（Parthia），多数学者认为“安息”是对王族名Arshaka的音译。书中不仅界定其地理位置，还描述其“耕田稻麦”“蒲陶酒”“以银为钱”，反映出一个农业发达、商业繁盛、货币制度成熟的国家形态。安息在区域政治格局中亦居强势地位，“条枝役属之”，足见其实力。

张骞通西域之后，汉与安息首次建立联系。史载安息王遣骑兵迎汉使，规模宏大。副使归汉时，安息随之遣使入朝，并献“大鸟卵”与“善眩人”。所谓“善眩人”，即杂技艺人。后世所谓“安息五案”之名，正显示此类技艺经由伊朗传入中土，文化交流已超越政治层面。

至东汉，《后汉书》对安息记载更详。班超遣甘英西使，抵条支临海而止，安息商人告以海途凶险，往返需备三年粮。此记述显示安息已成为通往罗马世界的关键中转节点。对汉人而言，安息几乎构成“西界极矣”。

三世纪后，萨珊王朝崛起，中国史书开始以“波斯”称之。《魏书·西域传》首次正式改称“波斯国”。书中不仅记其地理、物产，更提及“俗事火神、天神”，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所谓“拜火教”“祆教”，由此成为中国对伊朗宗教的固定认知。宗教制度、王权继承、刑罚形态皆被系统记录，显示双方交往之深。

隋唐时期，关于波斯的知识显著扩展。《隋书》记载都城“达曷水之西苏兰城”，达曷水即底格里斯河。又称王名“库萨和”，实为Khosrow。对货币、军制、物产、风俗均有具体叙述。《旧唐书》更详细说明王位继承机制，显示唐人对波斯政治制度已有相当认知。

七世纪阿拉伯军队东进，萨珊王朝覆亡。末代王子卑路斯东奔入唐，史载其受封、建祆寺于长安，后卒于中土。其子泥涅师继承封号并留居中国，家族后裔融入华夏，药物学家李珣即为其后人。伊朗王室流亡史因此写入中国正史，成为文明更迭的见证。

宋元时期，陆路记载减少，海路文献增多。《岭外代答》与《诸番志》记“波斯国”多据商旅口述，对人物肤色、服饰描写颇具异域色彩。虽真实性存疑，却反映海上交通网络中的伊朗形象。元代《岛夷志略》则为亲历之作，详述波斯湾港口、货物贸易与气候物产。“波斯离”即巴士拉（Basra），“甘埋里”即霍尔木兹（Hormuz），显示伊朗在东西洋贸易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西征改变了伊朗的政治格局。1256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西征，占领波斯全境，建立伊尔汗国（Ilkhanate）。这一政权在政治上隶属于蒙古大汗体系，但在地域与文化上深植于伊朗本土，成为连接东亚与西亚的重要枢纽。中国史籍虽少以“伊尔汗国”为专名，但元代官方与民间文献中的“波斯”“亦里干”“亦里汗”等称谓，多指这一政权。

明代随着陆海交通再度活跃，伊朗记载更趋具体。《瀛涯胜览》详述忽鲁谟斯（Hormuz）之宗教生活、葬俗制度、货币体系、市场结构及动物杂技。对农产品、矿产、宝石、织毯的系统描述，远超前代。此类记录为后世研究中亚经济史提供珍贵材料。

晚明耶稣会士东来，伊朗首次以世界地图形式呈现于中国人眼前。《坤舆万国全图》标注波斯诸地名，突破传统天下观。《职方外纪》则以“百尔西亚”称之，将波斯置于全球地理框架之中，融合圣经叙事与历史记忆，呈现另一种认知体系。

纵观两千余年，中国古籍中的伊朗经历三次认知转型：汉唐以陆路帝国视角观察其为强邻；宋元以海贸视角记录其为商贸节点；明清则纳入全球地理体系重新理解。名称由“安息”至“波斯”，再至“百尔西亚”，不仅是音译变化，更是知识结构的更新。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物质交换的通道，那么古籍则是文明理解的桥梁。伊朗在中国史书中的形象，从边疆强国到宗教中心，再到世界版图一隅，其变迁本身，就是中伊文明互动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