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达了震动天下的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正式启幕。此举如一声惊雷，撼动了清朝的腐朽根基。

然而，光绪的这一决策，表面上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但那并非全然的支持，而是暗含着深深的戒备与算计。慈禧同意光绪变法的前提是——她始终牢牢把控着权力的核心位置，并且观察光绪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朝局在诏书发布的前后变得愈加微妙。就在定国是诏发布的几天前，慈禧的宠臣、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刚毅升任兵部尚书。而仅仅一周后，帝师翁同龢被罢免，而同时，慈禧的亲信、重臣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些变化在光绪眼中或许隐约可见，但他依旧急功近利，没有深入体会其中的深意。为了推进变法，光绪急切地希望能广纳变法的英才，于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了一位才俊——谭嗣同。徐致靖盛赞他为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毁。光绪听闻后欣然接受，马上下令召谭嗣同来京。

然而，谭嗣同此时正因病卧床在江苏担任候补知府。由于病情较重，虽然谭嗣同心怀感恩，却未能立即动身。光绪此时已急不可耐，于是再次下诏，命谭嗣同迅速来京。君王如伯乐，光绪的两道上谕如火上加油，令谭嗣同感动得几乎流泪，终于在8月4日，病体未愈的他启程北上。

在谭嗣同夜以继日，疾驰北上的过程中，紫禁城中的光绪帝却依旧在急功近利，急于出台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些法令如雪片般纷飞，朝堂风头更盛。顽固的守旧派看到变革的浪潮汹涌而来，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反击。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向光绪建议，派遣使团游历日本等国，借鉴其成功经验。然而，顽固派的怀塔布和许应骙认为这是激进派的挑衅，坚决不予支持。王照一再坚持，甚至通过亲戚递交弹章，怀塔布被迫代为奏报。许应骙愤怒不已，再次弹劾王照，指责他擅权专横，惹得朝堂气氛一度紧张。此时，光绪没有采取缓和的策略，反而迎头痛击，他毫不犹豫地将反对派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并赏赐王照以三品顶戴，令朝廷风云更紧张。

这时，慈禧终于出面发声，她认为光绪此举过于草率，严厉指出：若一味听从坏人的教唆，当心皇位不保。这番话虽重，却透露出慈禧心中的深意，表明她已在悄然准备反击。然而，光绪此时显然未能领悟到其中的危机，依然倔强行事，紧接着下令让杨锐与谭嗣同等人在军机处工作，任命他们为四品卿衔，这一举动令慈禧更加不满，纷争似乎进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

9月5日，光绪终于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了刚刚抵京的谭嗣同。这位青年才俊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过于激进，缺乏成熟的政治判断。谭嗣同在此次会议中提出四条激进的建议：首先，恢复康熙朝的懋勤殿，召集维新派重臣主导变法；其次，逐步掌控军权，并推荐袁世凯为将；第三，削弱守旧派的实权，赋予他们虚职；第四，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担任顾问，增强国际支持。光绪对谭嗣同的这些建议表示高度认同，甚至在事后将谭嗣同与其他三位维新派大臣一同任命为军机章京。

然而，光绪这一任命立刻遭到了慈禧的强烈反应。在一次至颐和园的请安之际，光绪提出要恢复懋勤殿的议题，慈禧太后当场愤怒，警告光绪：若继续如此，皇位恐难保！面对慈禧的威胁，光绪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但他依旧决定继续推行变法，甚至暗中给袁世凯升官加爵，意图拉拢他支持变革。这一举动无疑激怒了守旧派，他们立刻通过军事力量封锁了袁世凯的行动路径，暗中派遣聂士成和董福祥两位将领，监视袁的每一步。

就在局势愈加紧张之际，康有为也知晓了光绪的真实心态，通过伪造密诏，宣称光绪面临危难，必须借助围园杀后来平定政变。谭嗣同，作为一名忠诚的维新志士，毅然决定亲自前往法华寺，找袁世凯商议如何行动。夜深人静时，谭嗣同以极其决绝的语气向袁世凯表明心意，要求其配合发动政变。袁世凯则在心中盘算，选择了不与谭嗣同合作，毕竟他的命运与此时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面对光绪的变法举措不断激化，谭嗣同选择继续前行，在9月18日夜间做出了一次激进的决定——他发起了破釜沉舟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