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秘：先秦商人的得与失——处境尴尬的商人之国篇
上一篇介绍了管仲，这一篇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之国。
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人的商和商朝的商是同一个商呢？
之所以商会成为买卖人的代称，是因为春秋时期穿梭于列国兜售商品的买卖人，大多都来自宋国。而宋国的都城叫商丘，当时一个国就一座城邑，所以久而久之时人就用商丘指代宋国买卖人，因此后世约定成俗地便把买卖人叫做了商人。
那么宋国人又是谁的后人呢？
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将朝歌城的原商朝人统统迁往了商，在丘上筑城称为宋城，后来宋城改名为了商丘，宋则成为了国民，于是商朝的遗民就这么成了宋国人。
所以商人的商和商朝的商，不仅仅是字相同，商人的商就是传承自商朝。
作为前朝商人遗民的国家，宋国在周朝的地位也非常特殊。它的君主与陈、杞两国的君主一道被周武王封为了公，合称为三恪。与宋国一样，陈、杞都是前朝遗民所在的国家，陈国是传说中大禹建立的虞朝的后裔，而杞国则是夏朝遗民。
他们这三公大概是三公最早的起源，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公，是因为周天子并没有把他们当做臣下而是友人。这三国国君拜见周天子时无需行臣下之礼，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的地位在理论上和周是平起平坐的。
说起来周武王也是心大，宋国的封地面积不但达到了1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在西周封国中是绝对的超级大国了。而且这些地区普遍都是膏腴之地，因此宋国的国力之强在西周诸侯中少有匹敌。
不过周武王显然对宋国也是有所提防，所以他分封了众多的诸侯国将宋国围在了中心。周武王嘴上说着宋国是他的朋友，但是却派一群打手将宋国围得死死的。这让宋国从建国伊始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周边的国家都对它虎视眈眈保持警惕。
周武王的这一举措还是比较英明的，它让宋国一直画地为牢，被死死限制在了最初分封的地方，宋国到灭亡都没有对周王朝构成过威胁。
可我们都知道进入东周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大乱斗的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里，国力比较强的宋国却并没有什么作为，这跟它国策中的商人秉性有很大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中前期是各国扩张领土的黄金时期，这时各强国都专注于对外吞并小国，相互间则尽量避免碰撞。可是奇怪的是，作为中原强国的宋国，在这大吞并时期，却并没有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什么成果。
究其原因，宋国是以商业发达著称的，考虑到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它的商业主要往来对象自然是周遭的各国。一旦出现战乱，宋国的对外商业活动自然会大受影响，所以宋国都是暗地里对周边的国家施加影响，极少付诸武力。而且即便是诉诸武力，宋国也只是逼迫对方让出一些利益就行，并没有趁机扩张领土。
商人爱算账计较得失的特点，渗透到了商业发达宋国的骨子里，宋国国策因此与春秋大兼并背道而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扩张土地的欲望。
不过宋国依靠发达的商业，虽然国土没有增长，但是也称得上国富兵强。
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大霸主齐桓公在内乱里被囚禁宫中，最终活活饿死。齐桓公的死，使得中原地区的诸国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这让当时的宋国国君宋襄公跃跃欲试。
宋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君主就是宋襄公，他的种种事迹中都透露出了一股商人的精明和固执。
得知齐国内乱，齐桓公身死的消息后，宋襄公以遵守葵丘会盟的约定为由，联合卫国、曹国和邾国三国一起出兵，护送齐国太子姜昭回到齐国登上了齐国国君之位，史称齐孝公。
宋襄公的这一次行为非常冒险，因为齐国比宋国强大的多，如果齐国上下一心抵抗宋军的话，多半宋军就会失败。所以护送姜昭回国无疑是一次赌博，但是商人投机的性格使得宋襄公毅然进行了这一次冒险，结果因为齐国新君不得人心，齐国贵族心向姜昭，所以他轻松地赌赢了。
这一次投机成功，使得宋襄公的野心一下膨胀起来，他妄想自己能取代齐国成为中原的霸主。然而宋国毕竟实力有限，所以宋襄公想出了高举仁义之大旗行称霸之实，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成就霸业。
可是对宋襄公的野心，宋国的两个死敌陈国和郑国很早就洞察了。
在意识到宋襄公的野心后，公元前641年，陈国率先对宋国发难，它邀请诸国会盟重申齐桓公时的盟誓。这一次会盟使得齐楚两个消弭了陈见放下旧怨，两国联手保证中原地区诸国的领土完整。
陈国这一次号召会盟等于是对宋襄公称霸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这次会盟给予了宋襄公称霸最大的助力来源齐国，一个充足的借口不帮助宋襄公。这让宋襄公仅仅能得到几个小国的支持，对比起称霸路上最大的阻力楚国显得人单势孤。
然而宋襄公却在投机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公元前639年鹿地首合诸侯时强行以盟主自居。其实这次会盟之所以齐楚两个大国君主都会去，齐孝公是看在宋襄公助他夺位的旧恩上，而楚国是给齐国一个面子。
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不但使得楚国对他恼火，也使得齐国就此疏远了他。而齐国对宋襄公的疏远，注定了宋襄公的霸业只会是一枕黄粱。
宋襄公眼见鹿地会盟齐楚大国都到了，他的野心顿时更加炽热，于是趁热打铁不与齐楚商量，擅自提出了当年秋天在盂地会盟，还自顾自地规定各国都不得带军队前往。
到了秋天，除了齐国，参与鹿地会盟的国家都表示会前往盂地会盟。得到消息后信心爆棚的宋襄公，不顾臣下的劝阻只带了少量随从就前往了盂地会盟。
宋襄公已经利令智昏，他就没想想为啥齐国不去盂地参与会盟。齐国不参与盂地会盟，其实就是向楚国发出了‘宋国与我无关’的信号，暗示楚国它要怎么对付宋国，齐国都不会插手！
果然宋襄公在盂地与楚成王发生争执后，楚国暗藏的军队便一拥而上掳走了宋襄公。不过在当年冬季晋国主持的薄地会盟时，由鲁国出面，晋国在背后施压，楚成王不得不释放了宋襄公。
楚国在春秋时期一向以无信著称，可是宋襄公却执着于自己的承诺不带军队前往盂地，这还真像是一个守信的商人。可是在春秋乱世里，你跟别人讲信用也得看看对象是谁啊。
虽然宋襄公被囚禁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于想要称霸的宋襄公来说，这段被囚禁的黑历史无疑对他的雄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宋襄公称霸的图谋看起来成为了一个笑话，这让宋襄公对楚国充满了恨意，时刻想要找机会进行报复。
但精于算计的商人品质，让宋襄公不得不掂量下自己的斤两，而他也清楚楚国的强大。因此他没敢直接去找楚国的麻烦，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周边与楚国亲近的小国，想从弱者身上挣回失去的面子。
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听说仇敌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便以此为借口出兵伐郑。
不得不说宋襄公这个理由找得很烂，这个理由意味着宋国是为了与楚国争霸，才发动对郑国的进攻，显然这是将自己置于了国际舆论上很不利的地位。而且既然是这样，那楚国出兵救郑国就变得名正言顺，而齐国也可以借此不参与，揣着手在一边坐山观虎斗。
从伐郑的借口就能看出，宋襄公真的不是一个玩政治的料。
战国时齐国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很著名，但是早在公元前638年楚国出兵救郑时，就已经玩过一次围宋救郑了。
楚国的援军并没有前往郑国，而是直接向宋国进军，从楚国的进军路线和出兵规模推断，这一次楚国其实是想借救郑之名灭宋！
宋襄公得知楚国大军直趋自己的国内后，不得不解除了对郑国国都的围困，率军回国拦截楚军，宋楚两军最终在泓水遭遇。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表现出了莫名其妙的高尚道德，他先是拒绝了部下趁楚军渡河时发动进攻的建议，接着又否决了部下趁楚军阵势未结好抢先出击的建议，总之一副死抱着仁义大旗不放的架势。
泓水之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占优的楚军大败宋军，连宋襄公的腿都被楚军射中了一箭。
泓水之战后，宋国臣下抱怨宋襄公对敌人仁慈，可是宋襄公却依旧嘴硬。他表示哪怕是冒着宋国灭亡的危机，他也不会去攻打没有结好阵的敌人。
这些记录显得宋襄公愚不可及，不过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种种离奇表现，很可能是后人为了突出宋襄公的冥顽不灵而故意编造的。因为从史料看宋襄公还是很有作为的一个君主，他敢于称霸也是因为在他的治理下宋国国力飙升。
而且楚国出动大军显然也是冲着灭宋去的，可是在泓水大败宋军后，楚国从此对宋国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了，这也很不符合楚国的人设。
恐怕泓水之战，楚军虽胜但是并不是象史料记载的那般大胜，毕竟宋军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一点从历史资料中强国伐宋次数寥寥，战争的结果也总是宋国能保全领土就不难看出来，而300年后的宋康王也可以为宋军正名。
公元前318年宋国国君宋戴偃自立为王，既宋康王。其后他伐齐取五城，败楚得地三百里，破魏夺二城，灭滕据其地，攻薛削其土，宋国因此号五千乘劲宋。不过巅峰即结束，公元前286年，趁着宋国内乱，被宋国暴揍的齐楚魏三国联合出兵，杀宋康王灭宋国。
其实我们细看春秋战国百家的所流传下来的典故有关宋国的，守株待兔、探骊得珠、拔苗助长、尔虞我诈等等几乎就没好的。而作为宋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宋康王，先秦史料更是直接将他与商纣王比肩，各种暴虐的记录都堆到了他的头上。
这些典故和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宋国的国际环境很糟，由于它是商朝遗民建立的国家，所以周边周武王所封各国对它抱有先天的敌意，也因此诸子百家都拿宋国开刷。除了宋国重商主义下不愿付出太大代价扩张土地的国策，这也是宋国对外扩张难以有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在重视耕战的春秋战国，宋国却注重商业发展比较轻视农业生产，而宋国商人给世人的印象也并不好。
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的典故中，隐含了法家和儒家这百家中的两大家，对宋国不重视农业生产的指责。探骊得珠、尔虞我诈，则是对宋国重商主义和商人的批评。
从这些典故中我们不难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宋国本身的富庶遭到了周边的妒忌，而商人重利的天然属性，在让商人被世人厌恶的同时（这与商人自身做派也有很大关系），也自然而然地令重商的宋国遭到了世人的歧视和嫉恨。
在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可以扫荡四方，而在宋襄公时期，齐楚两强比之战国时期国土还远远不如。史料中强调宋国弱小的言辞，恐怕并非实情，春秋时宋国虽然扩张成果寥寥，但是富庶的宋国是有与齐楚一战之力的。
宋国的商朝遗民背景固然令它被周边敌视，而它的重商主义盛行，国策也被重商主义所引导，这才是使得它在春秋战国时期难有作为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宋国强大却无法对外扩张的尴尬处境，是它自身国策不适合时代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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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探秘：先秦商人政治家的得与失——管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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