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丹东的天气怪得很。

九月还热得人冒汗，十月一过，风就冷了。那年的新闻也多——一会儿说朝鲜高层来仁川参加亚运会闭幕式，跟韩国人谈了 ；一会儿说朝韩巡逻艇在海上交了火 ；一会儿又说平壤十万人集会，抗议联合国的人权议案 。

我看不懂那些。我只知道，十月下旬，江对岸那个十岁的孩子，又来了。

还是那条小船，还是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头撑船。金恩珠从芦苇丛里钻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江面上起了雾，她穿着件半旧的红棉袄——不是去年我买的那件，那件小了，这件袖口短了一截，露着细瘦的手腕。

她跑过来，从怀里掏出那个铝饭盒，塞给我。

打开，是六个鸡蛋，煮熟的，还带着体温。

“大娘让带的，”她说，“家里的鸡下的。攒了半个月。”

我领她去那家小饭馆，还是老地方。这回她没急着吃，先把饭盒里装了一半，盖好，塞回怀里。然后才低头吃那半碗面。

“这回是专门来的？”我问。

她点点头，从兜里掏出那个作业本——去年那本，边角卷了，封面上又添了几道褶子。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

“2014年8月，捡煤核卖钱，还1块。还欠14块。”

“2014年9月，帮人收苞米，挣2块，还2块。还欠12块。”

“2014年10月，大娘卖鸡蛋，给3块。还3块。还欠9块。”

她把本子递给我，又掏出那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一沓皱巴巴的朝鲜元，数了数，正好九块。

“还完了。”她说，抬起头看着我，“我妈欠的账，还完了。”

我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去年十一月，她第一次过江，带着那本账，说她妈死了，欠了二十三块钱，她要替妈还。那时候她十岁，瘦得像根柴火棍，手冻得通红，脸上却有那种“这事没得商量”的认真。

一年了。二十三块钱，她还了整整一年。

我把那沓钱推回去：“这钱你拿着，回去给大娘。就说李厂长说的，这账……”

她摇头，又把钱推回来。

“不行。”她说，跟去年一模一样，“我妈说，欠的债得还。她没还完，我替她还。还完了，就是还完了。”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十岁的孩子，一年挣二十三块钱——捡煤核，帮人收苞米，帮大娘喂鸡，一分一分攒，一块一块还。她穿过鸭绿江多少趟？那条小船，那老头，夜里偷偷摸摸地过，冬天冷，夏天热，她怕不怕？

“你一个人过江，不怕吗？”

她想了想，摇摇头：“我妈说，李厂长是好人。好人那边，不怕。”

那天晚上，我带她住旅馆，又去买了件新棉袄，红的，带花边，她抱着看了半天，说：“这个给大娘穿。”

“你自己的呢？”

“我有。”她指了指身上那件旧的，“还能穿一年。”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恩珠，你想不想上学？”

她点头，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想。大娘说，明年开春，送我上。一个学期要五块钱。”

五块钱。一个学期的学费，五块钱。

我从兜里掏出钱包，她立刻往后缩，手背在身后，拼命摇头。

“不是白给，”我说，“是借。等你长大了，挣了钱，再还我。”

她想了想，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掏出支铅笔头，在上面写字：

“2014年10月，借李厂长5块。上学用。等我长大还。”

写完，递给我，认认真真地说：“这个，新的账。我记着。”

第二天一早，送她去江边。雾散了，江面上亮堂堂的。她抱着那件新棉袄，怀里揣着那个铝饭盒，爬上那条小船。

船快开的时候，她突然回头喊：“李厂长，十月底，丹东有博览会，大娘说要来看！”

我愣了一下，想起来了——那几天新闻里天天说，第三届中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在丹东开幕，朝方派了近五百人的代表团过来 。鸭绿江大桥上，朝鲜来的货车一辆接一辆 。电视里说，签了十三个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

可她说的“大娘要来”，肯定不是坐货车来的。是坐这种小船，夜里偷偷地来，像她一样。

十月底，博览会闭幕那天 ，我特意去了江边。

没等到人。

天黑了，起了风，我站在那儿抽了半包烟，正打算走，芦苇丛里有了动静。

出来的是金明子大娘——那个借给李贞淑两块钱、收留恩珠的人。六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穿着和恩珠一样旧的红棉袄。她身后，跟着恩珠。

大娘走到我跟前，站住了，打量我半天，然后弯下腰，鞠了一躬。

她不会说中文，恩珠在一边翻译：“大娘说，谢谢李厂长。贞淑那账，她帮着还了半年，还剩九块，恩珠非要自己还。大娘说，她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中国人。”

我把大娘扶起来，说不出话。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双手织的袜子——灰色的，针脚细细密密，和四年前李贞淑给我的一模一样。

“贞淑织的，”恩珠说，“她死前织的，让大娘带给你。”

我接过来，攥在手里。

四年前，李贞淑在车间晕倒那天，我从她兜里翻出那张纸条：“给闺女交学费 别告诉她”。四年后，她闺女替她还完了账，穿上了红棉袄，借了五块钱准备上学。

她人没了，可袜子织好了。她欠的账，闺女替她还完了。

那天晚上，我带大娘和恩珠吃了顿饭。大娘第一次吃红烧肉，吃了两块，剩下的全让恩珠打包，说带回去给邻居家孩子尝尝。恩珠偷偷告诉我，大娘家里还养着五只鸡，每天下的蛋，一个都舍不得吃，全攒着换钱，供她上学。

吃完饭，送她们到江边。临上船，大娘从兜里掏出个东西，塞给我——是一张照片，泛黄，边角都毛了。

照片上，是李贞淑。穿着工服，站在假睫毛厂的车间里，瘦，颧骨突出，可脸上带着笑。她身后，是那些埋头干活的工友。

“我妈，”恩珠说，“就这一张照片。”

我把照片小心地收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

船开走了，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江边，风很大，吹得眼睛发涩。

回去之后，我把那张照片压在抽屉最底下，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2012年的袜子，2013年的纸条，2014年的账本，还有那张五块钱的借条。

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了。可她的账，还完了。她闺女，明年开春就能上学了。

2014年秋天，新闻里说朝韩要会谈 ，说平壤有十万人集会 ，说中朝签了十几亿美元的协议 。可我只记得那个十岁的女孩，穿着旧棉袄，把九块钱推到我面前，说“还完了”。

朝鲜那地方，穷是真穷。平壤和地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咸镜北道的孩子，三分之一发育不良 。可有些人，穷得吃不上饭，心里头那杆秤，比谁都准。欠的债，死了都要还。答应的事，隔着江都要办。

那本账，我还留着。最后一页上，恩珠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2014年10月，还完。我妈的账，我替她还了。”

下面是她新写的：

“2014年10月，借李厂长5块。上学用。等我长大还。”

我等着。

等她长大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