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历史的这一步，虽起初并不显眼，但却改变了战国的格局。彼时，战国各国如魏、楚、韩国、齐国，正进行着规模庞大的改革，魏国通过李悝变法一度成为强国，齐国、楚国也在变法后逐渐成为二强。可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秦国并非什么强国，而是一个曾屡遭战败的弱国。秦地荒寒贫瘠，文化匮乏，长期被山东六国所轻视。然而，商鞅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在这个困境中逆流而上，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变法奇迹。

商鞅的变法，毫不妥协，直接挑战传统体制。最为著名的便是他首创的徙木立信之法，打破了传统礼不下庶人的规矩，接着便是法令必行，犯者必罚，连太子老师都未能幸免，被惩处，甚至为大臣开了刑上大夫的先例。正是在这一系列原始而严苛的政策下，秦国的变法飞速推进，商鞅的变法不仅将秦国从一个弱国一跃成为战国的强国，还直接击败了战国初期最强的魏国。正如《大秦帝国》中的描述，商鞅的改革为秦国注入了无穷的动力，令秦国的战斗力逐渐达到顶峰，直至秦惠文王称王，秦昭王横扫六国，秦始皇一统天下。从这一点来看，商鞅的变法不仅仅是战国历史中的一座高峰，更是秦国诸多先君的恩人，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后来的秦始皇一统天下。

那么，秦国的国君们，究竟是怎样看待商鞅的呢？他们是否真正感恩于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因秦国君主不同而有所差异。

首先，秦孝公对商鞅的态度无疑是最为推崇的。秦孝公当初发布求贤令，承诺凡能为秦国出奇计强秦者，都将重用并分土封爵。商鞅正是应召而来，在他眼中，商鞅是那个能帮秦国变强的人。商鞅不仅能敢于处罚太子，顶住来自贵族的压力，还能一力推动改革，这一切都让秦孝公极为欣赏。商鞅也未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带领秦国击败魏国，不仅使秦国的疆域日益扩展，还在公元前348年推出了新税法，创立了郡县制，巩固了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根基。然而，商鞅的这一切辉煌成就并未能保住他自己的命运，因为秦孝公终究离世，随之而来的秦惠文王却并不完全认同商鞅的法制。

秦惠文王对商鞅的态度较为复杂。尽管历史上没有直接记载他如何看待商鞅，但从一些史料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窥见端倪。商鞅曾与好友赵良讨论，指出商鞅的改革虽然巩固了秦国，但也因为严刑峻法和连坐之法，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而商鞅对太子老师的处罚，更加引发了贵族阶层的强烈反感。可见，商鞅的变法带来了短期的国家强盛，但也伴随着民怨和不满。尤其是商鞅的连坐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而太子和贵族们对商鞅的不满，最终加剧了商鞅的困境。当秦惠文王继位后，面对商鞅所设的极高压制度，决定除掉商鞅以平息贵族和百姓的愤怒。商鞅最终也因自己所设立的法令而成为替罪羊，被车裂致死。

接下来，秦昭襄王的态度更加复杂。秦昭襄王继位后，他深知商鞅变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长平之战中，商鞅所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策为秦国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使得秦国最终战胜了赵国。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确保了秦国的国力和财富积累。而他所推崇的军事专制制度，也使得秦国的军队能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尽管秦昭襄王对商鞅的变法充满敬意，但他也深知，商鞅变法过于严苛，权力集中，曾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血腥事件，因此他对商鞅的功绩也只能心存敬佩，却不敢公开赞扬。

至于秦始皇，他显然十分推崇商鞅的法家思想，尤其是商鞅所推行的郡县制，这一制度被秦始皇视为国家治理的根基。商鞅推行的军事与农业结合、法治至上的政策，直接影响了秦始皇的治国理念。然而，历史上对于秦始皇是否对商鞅表达过感激之情并不明确。由于商鞅曾是早期法家代表，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可能因政治考虑而未完全推崇商鞅的个人形象。

商鞅的历史地位和秦国君主们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成就或许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变化，但也可能因为过于严格的政策而招致反感。商鞅的改革是无疑的历史功绩，但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让他成为了秦国君主们无法完全接纳的人物。这种复杂的关系，正是商鞅在秦国历史中不可忽视的恩怨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