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一战的失败刚刚过去,孙承宗便悄然离开了辽东,带着无尽的惋惜与落寞。而天启皇帝却赐予他荣誉,授予他兵部尚书的职务,并命令他负责经略辽东,指挥军队守卫边疆。高第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焦虑:此刻接手辽东,根本不是一个好差事。柳河的失败使得明军兵力大幅缩水,逃亡者如潮,所有屯堡的兵力都显得捉襟见肘,士气低落,民心涣散。而辽东一旦遭到后金大军的逼近,恐怕就会再次发生溃败,甚至不战而退,形势异常严峻。
眼前的局面,辽西的兵力名义上接近12万,实际上加上山海关周围的兵力,总数不过五万八千。更令人头痛的是,人员损失无法精确计算——是有六万多名军队在偷袭耀州失败后损失的,还是根本就没有那六万人数,反正看起来一切都像是一个大大的糊涂账。如此困难的局面,让高第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力。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此时提出了一个相对务实的建议:既然兵力不足,士气低迷,那么不如采取防守的策略,撤离那些没有坚固城防或防守薄弱的非要害区域,将兵力集中到坚固的宁远和山海关等地,做好防守。他强调,当前无法主动出击,只能依托坚城,稳住现有阵地,守住疆域。 高第接受了李鲁生的建议,决定在天启五年九月中,派遣谕令,要求前线的各级将官从右屯、锦州等地撤离,尽量将兵力集中到宁远,而各地储备的军械物资如果无法带走,就必须当场销毁,以防后金军队的掠夺。在高第的心中,他打算先以宁远为支点,抵挡后金军的攻势,然后根据战局变化再做进一步的调整。 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身为高第下属的袁崇焕,凭借着对兵法的理解,坚决反对高第的撤退命令。他认为,既然按照兵法应有进无退,决不能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丝的软弱。袁崇焕提到,锦州和右屯等地是前线的关键地区,必须坚守,而不能轻易放弃。他的逻辑显得有些天真,似乎认定只要有勇猛的将领,就能够单枪匹马地守住这一切,哪怕面对强敌,也无所畏惧。 只有让三座城池——锦州、右屯和大凌河,依旧坚守不退,才能真正显示出我们明朝的气魄。袁崇焕的坚持显然是出于一腔热血,但他的战略判断也暴露出一定的盲目乐观。他似乎过于依赖一位猛将能够扭转局面,忽视了实际的兵力不足与敌人的强大。天启六年正月初五,高第收到探子情报,确认后金军很可能会在正月十五日之前渡过辽河,目标直指右屯。而此时,袁崇焕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直到接到高第再次命令后才慌忙行动,开始指示撤离。然而,为时已晚,后金军的攻势已经压境,撤离变得仓促而混乱。那些本该按计划撤离的军民,最终也没能及时转移,三十万石的粮草成为了后金军的战利品。更让人痛心的是,撤离过程中,数十万百姓死于途中,哭声满野,民心更是动摇,军队士气进一步低落。 这三十万石粮食原本是为明军偷袭耀州准备的,然而随着柳河的溃败,这笔粮草也变得毫无意义。放在最前线的右屯,居然成了明军自己敌人的眼皮底下的活靶子,让人难以理解为何不提前撤走。袁崇焕竟然坚持不撤,理由竟是兵法有进无退。然而,敌人压境时,他依然未能真正组织起有效的撤退,导致这批战略资源白白地送给了后金。 最令高第和其他人痛心的,是那三十万石的军粮,原本是明朝继续作战的生死线,却成了后金的战利品。所有的错误,最终都以惨烈的结果收场。 当初袁崇焕自诩为诱敌深入,他坚信自己可以将敌人引诱到宁远,然后凭借宁远城的防御将敌人击退。然而,面对历史的客观记录,很多事情的真相却比他的春秋笔法更为复杂。最终,历史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宽容,反而将他的失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