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的胸怀令人感佩，尤其是在他即位之后表现出的宽容与大度。他不仅让惠公和怀公时期的老臣得以留任，还给予曾多次对他心怀敌意、甚至在暗中加害过他的吕甥与冀芮重任。这种豁达，显示了他超凡的心胸。 然而，吕甥与冀芮这两位心存忌惮的权臣，担心晋文公日后会追究他们的罪行，便暗中结盟密谋叛乱。二人地位弱势，得不到朝中的支持，终于将目光投向了勃鞮——那个曾两度试图致重耳于死地的人。勃鞮与重耳有深仇，但又因重耳即位而心生忌惮。勃鞮本身胆大武勇，若能借助他之力，定能成就一番大业。于是，吕甥和冀芮找到了勃鞮，三人达成共谋，计划夜间焚宫，借机除掉重耳，另立新君。

然而，勃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决定改变主意。他意识到，自己曾在刺杀重耳的过程中充当过工具，而如今重耳登基，反倒对他宽容未加追责，如果再去做这种逆天之事，将是极大的背叛。于是，勃鞮决定站出来，揭露吕甥和冀芮的叛乱阴谋。 当勃鞮匆忙赶到公宫求见时，文公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文公一开始心生愤怒，想起曾差点死于勃鞮之手，便冷冷地拒绝了他。幸好，狐偃在旁劝谏，他提醒文公新朝刚立，应当宽容大度，接纳忠言。文公听后，改变了态度，决定让勃鞮进宫。勃鞮在宫中将吕甥与冀芮的密谋一一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建议文公通过微服出使秦国，借秦穆公之兵来平定晋国内乱。

文公深思熟虑，狐偃又补充道，事态已刻不容缓，建议立即行动。在狐偃的推动下，文公采纳了这个方案，迅速平定了叛乱，晋国局势逐步得到稳固。 面对内乱平定后的局势，晋文公深知百废待兴，必须修明政令，施惠百姓以图治国安民。正当此时，赵衰进谏，指出前朝的严苛政策导致了失民心，建议采取宽容之策，宽待过去的敌人，以化干戈为玉帛。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大赦天下，赦免所有过去的过错。

尽管如此，吕甥与冀芮的党羽依旧心存疑虑，许多人对文公的宽容产生了怀疑，甚至不安地坐卧难安。文公意识到这些隐患后，心生焦虑，决定用更为实际的行动来打消这些疑虑。 有一天，文公刚准备洗发沐浴时，门吏报告说，那个曾经劫走晋国财物的头须前来求见。文公大为震怒，心想：这个人曾令自己饥寒交迫，今日竟有脸来见我！然而，头须并没有按常理行事，他反而嘲笑地问道：主公是不是正在洗发？你一定心情不佳，所以拒绝见我。其实，我此来并非求宽恕，而是有安国之策。

文公略微犹豫，认为不该拒绝他，便命令门吏让头须进宫。头须一进宫，便向文公建议，若能在出巡时让自己担任御车，举国上下皆会知晓文公的宽容，势必可以打消那些人心中的疑虑。文公听后，深觉此计妙不可言，遂决定照办。第二日，他便以巡游为名，让头须赶车，勃鞮护驾，经过各地，最终通过这种方式平息了怀疑，稳定了人心。 这种宽容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手段上，文公的恩必报更是贯穿始终。早在前637年，当重耳通过秦国护送归国时，狐偃曾有一段感人的话语。狐偃将玉璧交给重耳，强忍着泪水说：公子已渡过黄河，未来必有大成，若归国被杀，我宁愿远离，做外臣。重耳感动至极，眼含泪水，誓言若背叛舅舅，便让河神为证。这个情景让介子推心生不满，认为狐偃想要把功劳归为己有，便萌生了辞官的念头。然而，介子推的辞官，却成了文公一生的悔恨。

晋文公对于功臣的赏赐遵循着先德后力的原则。他认为，贤德之士应当得到最好的奖赏，而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将则应得到次一等的奖赏。在行赏时，文公并未仅根据个人喜好，而是严格按照功劳大小进行安排，这其中，赵衰、狐偃等被列为首功。 然而，由于一时疏忽，文公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因不愿与狐偃等人同流合污，悄然离开，隐居在绵山。后来文公得知此事，心痛如割，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寻找他，然而，最终却发生了悲剧，介子推在山火中死去。文公的感恩之心付诸东流，反倒成了无尽的悔恨。

这段历史教训深刻，晋文公在一次次为恩报恩的过程中，彰显了其胸怀的宽广与仁义，尽管这些宽容有时会带来难以预见的悲剧，但他始终不曾改变自己作为君主的品德与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