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的一天，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原国民党政府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天津站过去美蒋勾结的历史新作，内心的成就感让他忍不住想要分享这一喜悦。于是，他决定拨通文史办公室军事组副组长杜聿明的电话。但一遍遍地拨打过去，都没有人接听，杜建时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杜聿明的健康状况一直让人担忧，早在年轻时，他便饱受多种结核病的困扰。1946年，他因肾结核不得不切除了一个腰子。原本计划前往美国治疗，但却被蒋介石留下来，直到淮海战役被俘。被共产党俘虏后，杜聿明在监狱里不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之前未被诊断出的脊椎结核也被医务人员发现并加以治疗。特别是医务人员为他特制的床架，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他彻底明白了共产党对于病患的关怀与仁爱。

杜聿明自己也深知，若当年自己仍在国民党，即便倾尽全力治疗这些病痛，也难以承受。最终可能不过是在家中等待死亡。可是共产党为了他的健康，甚至动用了外汇储备，买来了进口药品，使得年仅45岁的他在被俘后，经过精心治疗，健康地走出了监狱。到1981年，杜聿明已经是77岁高龄。 随着岁月的流逝，杜聿明的健康状况愈加堪忧。就在杜建时打电话的前不久，他曾因病住院治疗。那时，杜聿明已经清楚自己身上的结核病很可能会恶化为癌症。经历了从国民党将领到战犯、再到新中国公民的身份转换，杜聿明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对于过去的种种，他已不再掩饰，心中只有真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忏悔。然而，有一件事，却一直困扰着他，让他疑惑多年。

一天，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前来北京开会，顺便去医院看望杜聿明。在病床上，杜聿明抓住郭汝瑰的手，神色凝重地问：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淡然答道：光亭啊，我们只是政见不同。 这个郭汝瑰到底是什么人？杜聿明口中的当时又指的是何时？他的疑惑至今没有答案。

郭汝瑰，蒋介石的嫡系心腹，黄埔军校五期的毕业生，深得蒋介石的宠信。后来他还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31年退学后回国，又进入了南京的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参谋的摇篮，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在这里继续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关照，成为了蒋军的精英。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屡立战功，逐渐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淞沪会战时，他担任42旅代旅长，面对日军狂轰滥炸，他不畏生死，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七天七夜，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但阵地依然坚守，令全军为之震动。而在武汉保卫战中，郭汝瑰力排众议，提出更为合理的作战方案，成功避免了国军的重大损失。

郭汝瑰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逐渐在国民党军中晋升，担任了重要的军事职务。直到1944年，蒋介石派他赴英国考察国防，回国后升任军政部长陈诚的助手，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然而，即便身处高位，郭汝瑰在内心却对国民党的腐朽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开始寻求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1945年春，郭汝瑰与老友任逖猷重逢，心中的忧虑终于得以倾诉。他通过任逖猷与中共的联系，成功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并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投向了人民一方。

杜聿明的疑惑，最终也揭开了谜底。郭汝瑰，虽然表面上依旧是国民党的一员，但内心早已为人民所倾心。通过这层微妙的背景，杜聿明的怀疑逐渐显现出某种历史的不可避免。毕竟，许多国民党内部的将领，包括黄维、宋希濂等，最终也走上了与人民军队站在一起的道路。 而杜建时的预感果然成真。当他再次打电话给杜聿明的邻居华罗庚时，得知杜聿明已病重，正在接受抢救。最后的时刻，杜聿明在病榻上对妻子曹秀清留下了遗言。他用疲惫而低沉的声音说道：月富，若我不在了，你记得不要去香港，也不要去台湾，更不要去美国。共产党对我不薄，你出去的话，容易成为别人散布谣言的对象……

这些最后的话语，充满着深情和未竟的遗憾，也透露出一个从战场走到和平时代的老兵心中对新中国的无限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