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河东地区在文化、社会和经济上都受到沙陀部族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畜牧业和尚武风气的传播上，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要理解这种影响，首先需要从代北地区的历史背景入手。自隋唐时期以来，代北地区就一直是北方民族活动的重镇，这些北方民族的长期存在，推动了当地畜牧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在902年，河东代北的兵力达到四十万，成功攻占九郡，俘虏了九万五千人，带回了大量的牲畜，如驼、马、牛、羊等。不可胜纪的牲畜数量，反映了畜牧业在当地的巨大规模。这一现象，尤其在沙陀部族迁入并定居后愈加显著。沙陀人习惯性地依赖畜牧业为生，而代北地区的地理条件恰好适合这一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迅速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开始在该地区崭露头角。

沙陀部族南下至太原后，更是加速了河东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太原及其周边的山地，草场丰茂，非常适合放牧。河东的这一自然优势，配合沙陀与各民族的交流合作，促使河东地区从事农业的汉族、渤海族等民族也逐渐开始注重畜牧业的培育。沙陀与其他北方民族在河东地区的长期驻扎，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风气的转型，使得河东地区的畜牧业逐渐繁荣昌盛。这一变化，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河东节度使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毕竟，河东地处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汇地带，长期的贸易、战争和文化交流，使得这里的民族关系日益复杂。而北方民族的影响，尤其是沙陀部族的扎根，使得河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作为一个地处边陲的要地，山西自古便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冲突频发的战场。北方民族屡屡通过占领山西，再向南侵袭中原。因此，中央王朝对山西的战略部署从未松懈。屯兵屯粮成了常态，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这里的相互融合也十分显著。河东地区的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北方民族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独特风气。当地人对于战争的理解，早已不再感到陌生与惊慌，而是习以为常。正因为如此，河东民风愈发崇尚武力，甚至连勇侠这一词汇，历史上便常常与幽并地区相提并论。

在唐代，突厥曾是唐朝的强敌，并在河东一带与唐朝进行过长时间的对峙。开元初年，突厥中的一股势力投降唐朝，分散居住在太原北部。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中央政权的逐渐衰弱，沙陀部族的势力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崛起。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沙陀投向唐朝的怀抱，带领部族迁至河东代北地区，并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沙陀军素以骑兵骁勇著称，因此，唐朝在镇压各类叛乱时，常常依赖沙陀军出征，他们屡屡冲锋在前，屡建奇功。

例如，在唐朝咸通十年（869），沙陀军帮助镇压了庞勋之乱。为了嘉奖沙陀的贡献，唐朝不仅授予沙陀首领朱邪赤心为节度使，还将李姓赐给了沙陀首领，命名为李国昌。到中和三年（883），李克用成为河东节度使时，河东地区又迎来了一大批沙陀人，这使得河东的军力进一步得到增强。河东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唐朝，但由于长期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尤其是沙陀部族的扎根，河东的民风逐渐崇尚武力，社会气氛也愈加尚武。正如《旧五代史》所记，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可以看出，河东的社会气质，受到了沙陀等北方民族的深刻影响。

在沙陀部族的推动下，代北集团逐渐成型，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沙陀三部落，但其中也包括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奚等五个民族，以及大量的河东汉族。代北集团的沙陀军战斗力极强，在唐末对于唐朝的维护、平息农民起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夫之曾在《读通鉴论》中提到沙陀军的强大战斗力：庞勋拥数万之众横行，殚天下之师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以千骑驰突其间，如薙靡草。在黄巢起义中，李克用带领的沙陀军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击败了黄巢的叛军，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

李克用的军队素以骁勇著称，尤其是在骑兵方面，沙陀军注重骑射的训练，虽然兵力不多，但战斗力极强。沙陀的军事传统从他们在代北的游牧生活中汲取养分，南迁到太原后，仍然保留着强烈的游牧和尚武精神，这也使得河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加雄厚。

最终，随着后晋的建立，石敬瑭虽然曾为河东节度使，但他深知河东的战略重要性和兵力优势，因此在面对中原王朝的压力时，他和身边的谋士都意识到，河东必须保持其军事力量和优势地位。河东的地理优势和强大军力使得石敬瑭不愿轻易放弃这片战略重地。 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刘知远身上，郭威曾劝告他：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可以看出，河东的尚武精神，深深根植于当地的民风民俗之中。河东的多民族杂居，尤其是沙陀等北方民族的存在，使得这个地区的军队实力得以增强，也让河东在五代时期，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制衡中央的力量。 即便在北汉统治时期，河东的军事实力依旧坚挺。周世宗柴荣未能完全消灭北汉，宋太祖和宋太宗多次亲征，最终也未能完全征服。直到北宋建立的第十九年，河东才被完全纳入宋朝版图。沙陀部族与其他北方民族的长期活动，不仅改变了河东的经济状况，也对河东的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在乱世中保持了强大的军事能力。 河东的社会，在沙陀等民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尚武文化，这不仅使得河东地区的民风更加崇尚武力，也为后来的军事统治提供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