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主的角度来看，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我们可以从宋哲宗赵煦即位后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一些端倪。自宋神宗之后，宋哲宗时期的政治体制便显露出明显的变化——皇权愈加集中，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逐渐瓦解。赵煦年幼登基，长期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监控下成长，而高氏的垂帘体制恰恰是建立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之上的。这意味着赵煦的个人生活和政治权力完全受制于身边这些权势人物的掌控，太皇太后把自己的权力当作珍宝，宰相们则将约束、塑造和教导赵煦，力图让他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帝王。即使他名义上是皇帝，连婚姻伴侣的选择也完全由这些政治人物共同决定。 随着赵煦成年，垂帘体制逐渐回归到皇帝专政的形式，这一政治结构的转变必然引发强烈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体现在政务和人事任命上，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忠诚与不忠诚的问题，且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恩怨与打击报复的成分。赵煦在长期监管下的成长经历，实际上揭示了北宋晚期士大夫政治对君主身份的全新要求。这种要求不单单关乎皇帝权力的大小，更深刻地触及了皇帝身份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帝制政治中，皇帝的身份自带公私二重性。士大夫群体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抑制皇帝的私人属性，突出君主的圣德无私。一般而言，臣子对君主的制约，主要体现在行政体制中，尤其是在政令发布时尽力消除皇帝个人的影响，突出命令的公性质。唐宋文书制度的研究已表明，君主在政事上的权力是有边界的。然而，皇帝作为个体的身份属性，究竟是什么？自先秦时期，君主便常常与圣人的概念相联系。秦始皇自称圣王，强调自己所做的法度和功德；而汉代天子虽然少自诩为圣王，但臣子们的圣人论却层出不穷，标准通常是王者行为礼乐教化，施德泽民，以及天生异于常人的相貌与气质。 可以说，在秦汉时期的政治观念中，皇帝已被圣人化。这种圣人化不仅帮助君主巩固其合法性，同时也给予君主巨大的压力和期待。然而，如何实现圣人治天下，在汉代并未找到特别明确的制度途径，更多依赖阴阳五行的天命理论。直到北宋中期，张载、王安石和二程等人对性学的探讨，才明确指出，圣人之道可通过学习获得，这一理论为政治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基础。程顺提出学即穷理，并指出凡一物上有一理，因此穷理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读书、讲义理、论古今人物、辨是非等途径来实现。这种认识论从更高的理性层面理解道德法则，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这一思想赋予了北宋中期致君尧舜全新的内涵：通过君臣的共同努力，现实中的皇帝也能够成为圣君。元祐时期的士大夫们极为关心赵煦的学问，不仅专注于经筵，还在他的阅读、绘画、书法、生活习惯、婚姻选择等方面进行严格教诲，甚至把这些日常细节提升为政治、道德和秩序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君主不仅要在行政体制中彰显君德，还要在学业、生活习惯、婚姻等方方面面展现其公的属性。元祐士大夫们对赵煦生活的拔高正是为了消除皇帝身份中的公私二重性，这也是北宋晚期致君尧舜所追求的目标——将皇帝非人格化，使其成为政治和道德的象征。 然而，赵煦从元祐到绍符的变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内在的困境。程颐曾说：皇帝在官中语言、动作、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并宣称，君主的德行必须通过经筵来成就，这表明士大夫们拥有全面规训君主、介入其生活的权力。然而，这一理念的短暂成功，实际上是依赖于赵煦年幼以及高氏垂帘代行君权的特殊政治体制。一旦恢复正常的皇帝体制，皇帝个人便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形象。理论上，圣人化和非人格化对于赵煦的权威有益，但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束缚。

赵煦亲政后，迫切要掌握权力，于是他迅速抛弃了元祐时期的臣僚，无论是内廷的亲信还是朝堂上的旧臣，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有渊源的旧臣。而随着臣僚的更替，元祐时期与圣学、婚姻相关的制度也随之崩塌，赵煦的生活空间得到了拓展，他或明或暗地抵制士大夫对其生活的安排，展现了自己毫不掩饰的欲望、感情与痛苦，力图摆脱被简化为政治符号的命运。 回顾北宋的历史，先是仁宗年幼、刘后垂帘之时，所谓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尚未登场；接下来的英宗和神宗也因年幼即位，未曾接受士大夫的彻底塑造，因此赵煦成为北宋士大夫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致君尧舜并培养圣学的机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急于摆脱张的影响，尽管明代的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万历也因此采取了过火的手段。而在北宋的哲宗时代，他只能通过人臣的沉浮升降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从另一角度看，一些大臣的行为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臣子规谏要有分寸，最好不要过多干预君主的私人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