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皇阿玛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宫中传来消息，叫保姆带我去见他最后一面。那时，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带入宫中，是因为我得过天花，理论上已经终生免疫，至少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皇阿玛和大臣们、以及皇祖母早已商量好了，决定由我继位。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皇阿玛。我看到他和我发病时差不多，满脸的痘疹，体力衰弱，高烧不退，躺在床上。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宽厚脸庞，如今被病痛折磨得消瘦无比。面对病重的他，我不敢高声哭泣，心中满是无力感，只能轻声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短短的相见后，我便再次被带出宫外。

不久之后，宫里传来了皇阿玛驾崩的消息。紧接着，我接到消息，皇阿玛曾用过的仪仗队来接我入宫，任命我为新皇帝。那时，我既悲伤又震惊，一个八岁的孩子，面对如此重大变化，心里难以平衡。即便是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依然会说，我宁愿仍是皇阿玛的好儿子，而不是身披皇帝的重担。可惜，时光无法倒流，皇位已经摆在我面前。我以八岁之龄，成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二任君主。

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选我作为继承人，竟然是因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意见。这位传教士名叫汤若望，来自德意志的日尔曼人。大清入主中原后，他选择留在北京为朝廷效力。当时他在钦天监任职，并深得皇阿玛与皇祖母的尊重。汤若望认为，新皇最好是曾得过天花的，这样对国家的稳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皇阿玛和皇祖母在商议后，觉得我作为继承人的身份最为合适。

虽然我的二哥也曾得过天花，但他因病失明了一只眼，因此被排除在外。其余几个弟弟年纪尚幼，只有我八岁的年纪最为合适。后来的日子里，我对汤若望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是他从鳌拜手中救了我的命。也正是依靠他和他的学生南怀仁等人的帮助，大清的火炮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为了确保我的皇位稳固，皇阿玛在生前特别挑选了四位他非常信任的大臣来辅佐我，避免我陷入他当年登基时那种尴尬的境地。多尔衮摄政时，他的地位岌岌可危，皇阿玛深知其中的危险，所以一定要确保我不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这四位辅臣中，苏克萨哈是唯一的例外，其他三位都是两黄旗的大臣，他们都忠诚于皇阿玛。为了确立我的权威，皇祖母决定要让八旗的王公贵族们与四大辅政大臣一同对天发誓，誓死效忠，否则将不得好死。但即便如此，誓言也无法确保人心不变。我见到这四位辅臣时，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按照皇祖母的教导，恭敬地对待他们，尽力表现出宽厚与恩惠。

四大辅臣中，最为年长的叫索尼，花白的胡须和瘦弱的面容掩盖不了他昔日的威望与魄力。曾经他顶住重重压力，支持皇阿玛登基，不惧多尔衮的威胁，他的家族忠诚不二。后来，他的儿子索额图也成为了我重要的支持者。更值得一提的是，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成为了我的发妻。

第二位辅臣是遏必隆，他出身于大清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的后代。他的女儿成了我的第二任皇后，可惜这段婚姻没过一年，她便因病去世。对此，我心中充满愧疚，毕竟当时国家动荡不安，诸多事宜让我忽视了她的情感，最终导致她陷入抑郁。

第三位辅臣是苏克萨哈，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来描述。他本是两白旗出身，后来却因出卖多尔衮获得了皇阿玛的信任。他外表憨厚，但内心却充满心机，几次阻止我与索尼家族的联姻，后来，他的倒台也没有得到索家的帮助。至于最后一位辅臣，则是我童年最大的阴影——鳌拜。他出身于瓜尔佳氏，在太宗与世祖两朝，屡屡立下赫赫战功。

我幼年的时光，除了每天在朝堂上坐朝听政，就是读书和玩耍。尽管我年纪尚小，未能亲政，但在这些日子里，外界的形势已经悄然变化。随着永历政权的倒台和郑成功败走台湾，国家逐渐稳定，政治局势趋于平和。然而，民间依旧有不少人怀念前明，有的写书怀旧，有的则发动起义，这让朝廷十分头痛。因此，在鳌拜等人的授意下，接连发生了如庄氏明史案、哭庙案等一系列文字狱。其实，他们与皇祖母一样，对南方汉人抱有一些偏见和歧视。皇阿玛生前对汉文化与汉官有很高的兴趣和尊重，这让不少满洲贵族十分不满，但他们又不敢当面反对，只能默默忍受。

如今，轮到他们掌权，自然会以某种方式报复。当我亲政后，我极力修复这些裂痕，努力让南方的汉族士绅们重新信任朝廷。通过开设博学宏儒科，并鼓励他们修明史，这些努力让当时的局面稍有缓解。

在皇祖母和苏麻喇姑的悉心教养下，我努力读书，锻炼骑射。布库是我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常和童年好友曹寅一起练习布库，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亲政之后，每日处理完学业与政务后，我都会去布库场地练上一会儿，舒展身体、放松心情。没想到，正是这项运动，帮助我夺回了亲政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