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李天佑被提拔为343旅的代理旅长,这一职务变动源于原旅长陈光被上级提拔为115师的代理师长。李天佑接过旅长的职务时,343旅的领导班子中,萧华担任政委,陈士榘则是参谋长。随着解放后的评定,萧华和陈士榘分别被评为正兵团级,而李天佑则只是副兵团级。作为红7军出身的李天佑,他擅长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硬仗、恶仗,尤其擅长打攻坚战。在土地革命时期,李天佑受过不少伤,但始终坚持战斗。当红7军从左右江根据地挺进中央苏区后,李天佑所在的部队编入了红3军团,并且在其中担任了团长、师长等职务。抗战爆发后,李天佑所领导的1军团4师被改编为115师343旅686团,李天佑担任团长,副团长由杨勇担任。 在部队改编之后,李天佑的686团参与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并在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主攻部队,686团成功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这一胜利为整个战局的关键突破提供了保障。就在1938年,115师的师长意外受伤,导致上级让343旅的陈光暂时代理师长。那么,谁来担任343旅的旅长呢?上级决定由李天佑来代理这一职务。但为何两人都是代理,而不是正式任命呢?这是因为,尽管陈光的伤势严重,但在经过抢救后,并不危及生命。伤势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逐渐痊愈,而115师又急需一名能够指挥作战的将领,故而暂时由陈光代理。
如果师长恢复健康后能够归队,陈光的代理职务便会告一段落,李天佑的代理旅长职务自然也会随之结束。如果他直接担任了正式的师长,原师长一旦伤情好转后,如何安排就成了一个问题。同时,115师的老资格将领也相对较多,原先的1军团和15军团的将领在这支部队中都有着深厚的根基。陈光担任过11师师长,但是否能顺利压住其他人的反对声音,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李天佑作为343旅的代理旅长,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如果林师长的伤情恢复并重返部队,李天佑将不得不让出旅长的位置,重新担任副旅长职务。 然而,长期的战争与艰苦环境严重影响了李天佑的健康。5月,他从前线回到延安接受治疗,并被决定送往苏联休养。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李天佑与刘亚楼一同前往苏联治疗,并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学习。在接下来的7年里,李天佑并未参与中国的抗战。虽然他在苏联的休养时间并不算长,但由于卫国战争爆发,他被派往乌兰巴托。原本他计划从这里回国,但由于日军封锁了边境,他未能按原计划返回。在滞留期间,李天佑与钟赤兵、杨至成等人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谋生。 李天佑对回国有着强烈的渴望,为了能够攒够路费,他不惜费尽心思,最终与李世英绕道穿越大沙漠,经过一番艰难跋涉,于1943年终于抵达西安。稍作休养后,1944年他又返回了延安。抗战胜利前,他被派往山东,途中却接到电报,命令他转往东北工作。抵达东北后,李天佑先后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和第一纵队司令,1949年5月被任命为兵团副司令。与李天佑相对的陈士榘,年龄更大,资历也更为深厚,他曾参与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开始了长时间的参谋长工作。 抗战爆发之前,陈士榘担任红1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在抗战期间,随营学校被改为旅教导大队,陈士榘担任了大队长。后来,旅参谋长的职务由孙毅接任,陈士榘改为旅参谋长。当时,孙毅擅长军事教育,二人对调了职务。随着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陈士榘被安排独立指挥,担任了晋西支队司令,相当于一个旅长的职务。此后,陈士榘带领部队在晋西坚持了1年多,直到1940年,他率领部队进入山东,与主力会合,并被提拔为115师参谋长。原参谋长的去向不明。1942年,陈士榘被调任滨海军区司令,负责军地工作。在那个时期,部队的领导方式实行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进行了地方化改编。抗战胜利后,滨海军区的主力部队——1师和2师被调往东北。之后,陈士榘被抽调到军调部工作。随着内战的爆发,他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协助陈毅总指挥工作。在华东战场,他领导多个纵队独立作战,并在几次关键战役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洛阳战役、开封攻坚战、淮海战役等。1949年,陈士榘不再担任参谋长,而是改任兵团司令,南下作战。凭借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职务经验,陈士榘被评为正兵团级将领,这一荣誉完全是实至名归。 如果李天佑在这7年中没有缺席,他的战功和职位会逐渐累积,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许会成为兵团司令的有力竞争者,甚至未必不可能担任更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