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抨击名人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的风潮。对于郭沫若这一位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尽管他在政治、学术和个人性格上确实有一些可以被批评的地方，但对于他的批评有些真实，有些却存在歪曲，甚至还有些带有轻薄的态度。这样的风气，难免会对年轻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正如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无法抹去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地位，是他为学术和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所决定的。像他这样，能够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成就的人，20世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说他是盖世奇才也并不为过。因此，对郭沫若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只看一些局部现象，而要全面揭示他的本质与贡献。如果我们把他的局部缺陷无限放大，把支流和主流颠倒，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呢？

在对待郭沫若的评价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但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对待历史名人时，总是要采取双重标准呢？比如，海外有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余英时，他曾批评郭沫若的学术和学术道德，指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甚至称郭沫若犯下了严重的抄袭罪。这让我感到困惑。历史学者之间的研究，难道不应该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吗？如果余英时指责郭沫若抄袭，那为何不去追溯一下钱穆和先前的诸子学者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说中是否也有类似的相似之处？如果郭沫若真有抄袭之嫌，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时期的学者又怎么会一直对其保持沉默呢？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和眼光又岂是余英时可以轻易质疑的？ 虽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被认为是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精英，且在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与郭沫若有所不同，他们曾在学术上与郭沫若发生过争论，但事实上，他们依旧尊重郭沫若在史学上的地位，未曾因为政治立场而对其作出偏颇的评价。历史学者的风度，正体现在对学术成就的尊重上。顾颉刚在其194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就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只有他们的成就最为显著。他还特别推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认为它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并称这本书让我们才开始摸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顾颉刚还认为，在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只有郭沫若能够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并有开创性的贡献。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举行了第一次院士选举。当时人文组的候选人多达55人，经过多轮选举，最终当选的28位院士中，郭沫若始终名列其中。胡适在其日记中也提到，自己提名了郭沫若为候选人，而傅斯年也大力支持郭沫若当选。即便在台湾的学者中，郭沫若在古代史领域的著作依然被视作必读书目。 再来看一位有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学者——陈寅恪。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可谓孤独而坚韧，他最钦佩的两位学者便是四堂中的二堂：王国维和郭沫若。陈寅恪高度赞赏郭沫若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上的成就，认为是郭沫若将中国历史真正推向了商代，并且成功地破译了这些古老的文字。1961年3月和11月，郭沫若曾两次造访陈寅恪，二人不仅吟诗作对，还成为了难得的学术朋友。两人就学术观点时有争论，但对彼此的学术地位都充满敬意。正如陈寅恪曾评价郭沫若：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郭沫若也鼓励年轻学子超越陈寅恪，而两人虽然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存在龙虎斗，但彼此的学术成就得到了相互尊重和肯定。

郭沫若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是新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奠基人。郭沫若首创了用社会史的视角来讲述中国历史的方法，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使得他在国际上也独树一帜。在批判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伦理观时，郭沫若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不断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学，到董仲舒时代的天人合一，再到明朝的变化，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一切都展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变化。郭沫若坚信，儒学和道学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僵化，而是充满了自由思想和启蒙思想。 郭沫若对于李岩的评价也颇具深意，认为他的平等思想虽然具有水浒式的平等理念，但李自成的暴力革命最终未能成功。他深刻反思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和李自成平等思想的悲剧，试图从历史的深处寻找突破口。郭沫若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走出周期律的陷阱，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所有这些问题，难道不正是中国历史真正要面对的课题吗？这又怎么会是逢场作戏呢？

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不仅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更推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