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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自古食五谷杂粮，难免遭遇三灾六病。然而，放在现代上班族身上，不论是挂号排队，还是求医问药，都已够烦心，更别提向单位请病假了。

回望中国古代，官员在社会中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若身体出现问题，他们同样要向衙门报病请假，外出求医，这一过程统称寻医。

在宋朝，官员提交寻医申请后，朝廷会根据病情轻重，决定允许请假的时长，并核定病假期间的薪俸发放情况。同时，官员的朝参、晋升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宋代的寻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体上，它是一种既严谨又灵活、充满人性化的制度。

寻医制度的形成：唐朝病假一百天，宋朝病假可达一两年 公元1042年，宋仁宗下达圣谕，要求京师的文武百官，若患病告假在家，至少要一年之后才能再上朝参政。这是古代最早关于寻医行为的正式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定主要针对京师拥有朝官官阶的文臣，也就是所谓的京师朝官，与之对应的还有京外朝官。

朝官这一称谓含义颇为复杂，既可指下至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上至太师的文臣，也可泛指每天上朝下朝的常参官。每日凌晨四更，常参官需提着灯笼、骑马准时赶到待漏院门口点卯，一旦迟到或缺席，可能遭御史台弹劾。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的朝参，对于年长官员而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风雨交加的时节，也成为官员请病假的高峰期。

灾病本是人之常情，朝廷通常不会驳回官员提出的病假请求。但在称病者之中，也不乏趁机偷懒之人，说是外出求医，实际上却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若一时称病者过多，朝廷运转便会陷入瘫痪。为此，宋仁宗规定病假至少一年，意在让官员尽可休息，但仕途受影响与否，需要请假前慎重权衡。

到了宋神宗熙宁二年，这条规定再度加码，大使臣寻医须等待两年方可朝参入选，由此基本确立了宋朝两年方得朝参的寻医制度。朝廷对病假时长做统一规定，主要出于便于管理的考虑。疾病诊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朝廷运转容不得马虎，于是通过统一时间切割，使寻医制度初步成型。

相比之下，唐朝的病假时间短得多。《唐六典》载，官员告假寻医以百日为限，百日内痊愈复职者俸禄照发，若超过百日，无论理由如何，一律解除官职、取消俸禄。宋朝诏令一年听参，超出百日的限制，意味着离任寻医等同主动放弃官籍，同时强化了朝廷对在朝官员的管理。

寻医制度的实施：申请离任、往返寻医、就医时限、朝廷奖惩 （一）申请离任 地方官员告假寻医，大致分听旨和保明放离两类。州府县衙的文武官吏必须先向州郡长官请示，由专员勘会，若病情属实，则开具保书、状文上奏朝廷。文书经进奏院、通进司等部门，送至御前，由尚书省下的吏部统一管理。天子批准后，御史台还需在官籍名录上划掉该官员名字，方可放行离任。

两宋在寻医制度中最看重别无规避，不仅要求验明病情，也需关注病假期间其他情况。朝廷关心的并非病症轻重，而是防止有人借疾病之名，掩盖贪渎之事。曾有峡州知府吕令问批准夷陵知县韩贽胄寻医请求，结果官员走出地方才发现其任内贪赃枉法。天子得知后震怒，责令吕令问降两级，并贬至鄂州居住。

（二）寻医往返 古代医疗资源有限，名医与机构集中在京师或部分州郡，寻医官员往往需长途跋涉。川陕等边疆官员尤其辛苦，先需处理离任交接，再奔赴外地求医，路途颠簸耗时，治疗本身也会被耽搁。为此，宋英宗规定，为寻医官员配备差送公人，沿途食宿与交通费用由朝廷补贴，以减轻劳累。部分高官寻医期间甚至能得到天子特殊优待，如宋真宗年间，丰州防御使王承美患病，真宗派中使携太医悉心照料；宋仁宗时期，范仲淹突患急症，也享受天子亲遣使赐药问候的待遇。

（三）就医时限 北宋中期，二年寻医制已普遍推行，但只是最低限度。遇到复杂重病，具体治疗时间难以预料。例如冯侗在绍兴三十一年被选为广州亭头场盐税监，尚未赴任便患重病，一治近九年才重返官场。南宋根据官职高低，对寻医制度调整：九品以内文武官、九品以下武将，寻医时限从两年下调至一年；闲散官员若手头无要职，寻医可延长至三年方可参部。这些调整虽影响有限，却体现了寻医制度的逐步完善。 （四）朝廷奖惩 两宋对寻医制度制定严格法律，不论病假限为一年或两年，均强化中央对官员控制。必要时，朝廷可特许某些官员提前回朝参选，成为难得恩赦。例如南宋初年，金人南侵导致官员人手不足，高宗特许寻医者无须等期届满即可回朝参选。 寻医制度也成为惩治手段。宋徽宗政和三年，博州知府辛朴诬告河北将领焦公衍及其弟子奸滥，经查实为空穴来风，遂下诏令寻医，以体弱病故罢撤其官职。随着时间推移，寻医制度逐渐演变为贪官污吏的遮羞布，不少官员名义罢官寻医，实则为避罪。此制度与宋人士大夫宽仁为美理念相契合，《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监税官因家庭矛盾行贪，朝廷仅令其两日内自取寻医状审，其他功过不再追究。 寻医制度的影响：宋廷治理弊政的一项政治实践 两宋独特的寻医制度，是古代封建社会官员病告管理的创举。表面上为强化官员管理，但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宋朝官场员多阙少，官员参选压力巨大。病假动辄一年乃至九年，对现代人来说难以想象。宋廷通过规范病告，试图治理官场乱象，但收效有限。 首先，病假虽长，朝廷恩惠却少。百日内复职方保官俸，超期则解职罢俸，使得寻医代价极高。加上繁琐的交接与长途往返，看病几乎成为活受罪，与现代看病难不相上下。其次，许多清官为保乌纱帽，即便生病也不愿走寻医道路，而选择通过祠禄差遣外地自行就医，等同于主动放弃病假。 结语： 南宋以来，寻医制度逐渐偏离初衷，成为惩治贪官污吏的利器，在防腐败上有一定作用。然而管理不善、监督乏力，也使投机分子发现漏洞，将其当作避罪之门，姑息养奸之风悄然蔓延。寻医制度的产生与演变，是宋朝特定政治生态的产物，随着大宋政权的覆灭，这一制度也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