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血与火洗礼后，终于深刻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威力。然而，依赖外国购买舰船以组建现代海军的梦想，却随着李·阿舰队的流产而彻底破灭。这让清廷内部一些开明重臣焦虑不已，他们迫切希望能自主建造舰船，以摆脱洋人的控制与束缚。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成为这一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三人虽同样主张舰船国产化，但在策略和态度上各有侧重。

曾国藩的态度往往前后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主张试办二三号，即以本省之资养之，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初无海上耀兵之意，意即先造两三艘舰船，仅用于沿海巡逻和护航，无意远洋作战，这种做法显得谨慎而局限。另一方面，他又曾说：查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修，仰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风气渐开，则中国振兴之象也。这表明，他对造船寄予厚望，将其视为中国自强之根本，振兴之象征。无论是前后矛盾，还是认识逐步深化，曾国藩终究付诸行动。在同治元、二年间（1862—1863），他便在安庆聘请华蘅芳、徐寿两位中国科学家，尝试制造汽船。

尽管早期尝试屡遭挫折，曾国藩并未止步，又派遣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为后续造船做准备。江南制造局成立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向朝廷争取资金支持，最终获准从江海关洋税中拨出两成，作为制造局每年的固定经费，确保企业运转稳定。1865年，南京成功建造了首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1868年，江南制造局建成首艘明轮蒸汽船恬吉号，曾国藩亲自登船视察。可以说，江南制造局的创立与发展，曾国藩的努力功不可没。

李鸿章则对外界了解更广，他的视野比曾国藩更开阔。李鸿章认为，洋机器不仅可制造军火，更能在耕织、印刷、陶器等民生领域发挥作用，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他把洋机器的潜力放大到国计民生的层面，但对造舰仍持谨慎态度，不敢轻言仿制。其原因在于清朝政体复杂，官民、内外难以统一，开局虽易，后续未必可行。于是李鸿章在同治四、五年创议铁厂时，并未附和曾国藩的造船提议，只专注于陆军武器制造。他深知国内造船业技术尚浅、材料落后、成本高昂、质量不及洋船，因此私下主张买船优于自造。

最坚定主张中国自主造船的人，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将领，洋务派重要代表，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1866年6月25日，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向朝廷连上两道奏折，论述建厂造船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观点高瞻远瞩。他指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凡此种种均非设局急造轮船，不能为功。并形象比喻：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强调，要防御海上威胁、获取海上利益，必须建立水师，必须自行建造轮船，别无他途。

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与动荡，清廷深知洋人坚船利炮的威力，意识到这是维护国内统治、捍卫国家尊严的关键。左宗棠勇于承担责任，自告奋勇建议在福州建厂造船，这是前人未走之路，成败难料。朝廷见其有担当，自然批准了请求。于是，在江南制造局建成第二年，左宗棠在福建创立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厂。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任福州船政大臣。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会遭遇重重困难。在封建落后意识浓厚的清廷，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的建设自然也不例外。江南制造局从1868年起建造恬吉号轮船，随后又有操江、测海、威靖等轮船问世；福州船政局于1869年建成万年青号，至1871年底，又建成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轮船。

然而，这两大造船基地在腾飞之际，遭遇朝廷保守派的反对。他们坚持孔孟之道，轻视技术与实用，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福州新任闽浙总督吴裳亦持守旧思想，多方掣肘，使沈葆桢颇感棘手。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更上奏要求停止造船，理由是财政紧张，靡费太重，将已建舰船租给商人更为合适。

这份奏折在官场掀起轩然大波。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支持宋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则坚决反对。朝廷一时难以定夺，将奏折下发至两江、闽浙等督抚征求意见。曾国藩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信总理衙门强调，造船虽费力巨大，却是中国自强的必由之路。其后，朝廷再征询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意见，由他们统筹筹议。 左宗棠作为军中虎将，在保守派围攻下据理反驳，强调沿海防务不可或缺。沈葆桢作为福州船政局掌舵人，详细论证造船利弊，强调熟能生巧的重要性。左宗棠、沈葆桢5月初先后覆奏表明坚决反对停止造船；李鸿章直到6月下旬才上奏折，或因其对造船兴趣不大而偏向观望，但私下对左宗棠、沈葆桢的立场始终支持。无论是骑墙还是深思熟虑，李鸿章的表态在朝廷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体现出他对中国海军建设的迫切心情。他在奏折中分析：华夏三千余年来，未有今日之大变局，西洋列强倚赖先进舰炮，海上耀武扬威，占领内地，华夏岂能不自强？他呼吁学习、制造西方船炮，施其所能，夺其所恃，以图自立于世界之林。

面对保守派以费巨而效迟为由阻止造船，李鸿章强调，国家诸费可节，惟养兵设防、练兵造船不可省。国防开支虽大，却关系长治久安，不可因眼前利益而中断。最终，清廷采纳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的建议，洋务派在这场论战中获胜，但中国海军的发展道路依旧坎坷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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