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一场发生在里昂的街头冲突，将法国政治的一股暗流突然推到台面之上。

2月14日，来自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欧洲议会议员里玛·哈桑（Rima Hassan）在里昂政治学院举办讲座，遭到了极右派女性主义团体“涅墨西斯”（Némésis）的抗议，而为“涅墨西斯”保驾的极右派活动分子与极左派团体发生街头斗殴，23岁的昆汀·德朗克（Quentin Deranque）头部受重创，在医院昏迷两天后宣告不治。政治暴力闹出人命，令人不寒而栗。事后被捕的11人中，多数都和极左派团体“青年卫队”有瓜葛，而和该组织关系紧密的“不屈的法兰西”也成了众矢之的，“极左杀人”成了“不屈的法兰西”难以逃脱的诅咒。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1日，法国里昂，抗议者手持极右翼活动人士昆廷·德兰克的肖像参加悼念游行。视觉中国 图

昆汀瘦弱身躯上遭受的拳打脚踢，就像一场蝴蝶扇动翅膀，在时代的湍流中形成了一场风暴。它不仅直接冲击到即将到来的市镇选举，而且在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只有一年之际，这起命案再次起到了为极右派树立“烈士”、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引发了国际争端：法国总统与意大利总理隔空互呛声，美国大使与法国外长宾主失和，各国媒体惊诧于法国政治暴力之剧烈……

但抛开这些表面上的纷扰，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角度来看，“昆汀之死”背后潜藏着更多门道——平时笼统而言的“极右”究竟包含哪些派系？所谓“身份主义”究竟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为何女性主义竟然能够衍生出极右版本？而名不见经传的昆汀，又为何能与此前引爆全球舆论场的美国极右派网红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之死相提并论，甚至让观察人士发问：法国也正在面临一个“柯克时刻”吗？

所有看似已经消逝的亡灵，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同样，彼此相隔万里、闻所未闻的群体，其实可能是分享同样血脉的意识形态远亲。它们表面上看似乎充满独特性，但实际上“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

身份主义：什么身份？何种认同？

命案发生后，法国媒体普遍使用“身份主义者”作为昆汀的标签。究竟什么是“身份主义”？

按照通行的定义，所谓“身份主义”（identitarianism，亦被译为“认同主义”）起源于法国和意大利，如今已经扩展至全欧乃至全球范围。单纯从字面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一种“重视并提倡自身文化、种族或民族认同观念的意识形态”。这一定义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似乎难以和十余年来欧美语境中炙手可热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行区分。

在任何族群或文化中，“我们是谁”都是一个反复被提出的问题，只有在它与敌人（或假想敌）交锋的场合，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一意识形态的真正诉求。如果说字面上中立的“身份政治”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其实指向一种左翼身份的话，那么同样看似中立的“身份主义”强调的则是一种右翼身份。近似地说，二者在政治光谱上形成了敌对镜像关系。

那么，“身份主义”究竟反对什么？简单地说，它从欧洲白人角度出发，强调自身文化、民族或种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反对全球化、自由化、普世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尤其反对“伊斯兰化”。如果说，“身份政治”的锚点是黑人、女性、穆斯林、同性恋、少数民族等传统上处于弱势的群体，那么几乎所有这些都是“身份主义”所敌视的。它声称欧洲白人正因为出生率低迷、外来移民激增和多元化政策而面临“亡国灭种”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身份主义”和传统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有亲缘性。

泛欧身份主义运动的标志，是黑底黄字的希腊字母Λ，意在纪念希波战争中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大军，以此象征着对“异族入侵”的拒斥。它的典型话语，是近年来在舆论场中能见度越来越高的“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和“再移民”（remigration）。前者作为一种著名阴谋论，主要由法国人雷诺·加缪（Renaud Camus）阐发成形，认为在秉持全球化、自由化理念的精英阶层的共谋或合作下，欧洲本土白人正在被其他高生育率种族（尤其是穆斯林）有计划地取代。“再移民”则是针对“大替代”的逻辑结果，主张大规模驱逐移民甚至非白人群体，以实现社会和种族的“纯化”，以此作为“伊斯兰化”的补救措施。

“身份主义”受到1960年代末以来的“新右翼”（New Right）理论影响，而后者又直接取法于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左翼的“元政治”等概念，不再强调以暴力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而强调固守族群的文化身份，同左翼进行针锋相对的“文化战争”。就此而言，它既不同于极右翼阵营中持保守民族主义立场、走议会斗争路线的建制性政党（如法国的国民联盟），也不同于同样以夺权为核心话语的“革命民族主义”谱系，亦不同于具有暴力和准军事化色彩的新纳粹或新法西斯团体（虽然左翼反对者对各类极右翼往往笼统地以“法西斯”称呼），相反，它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1日，意大利罗马，纪念昆汀·德兰克的游行现场。视觉中国 图

“身份主义”在法国的最典型化身，是2021年被强制解散“身份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组织。而近年来在法国极右翼阵营中异军突起的泽穆尔（Eric Zemmour）和他成立的新党“收复失地”（Reconquête！），也可以被视为“身份主义”在政治场域中的代言人以及特朗普和MAGA运动在法国的镜像。

因此，简单来说，“身份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当代极右翼阵营中的一支分支，“身份主义者”通常被归类为极右翼（或者至少是传统右翼中的偏保守类别），但并非所有的极右派都是“身份主义者”。此外，现实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政治意识和行动通常庞杂交错，很难根据简单定义来截然划分出界限。

非典型身份的“身份主义者”

回到昆汀本身，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可以确认他是至少两个极端主义团体的成员：“勇气”（Audace）和“阿洛布罗基”（Allobroges）。前者称昆汀参加了他们的拳击和跑步训练，而该组织是此前已经被法国政府解散的极右翼组织“社会堡垒”（Bastion social）的后继者；后者则是一个反移民和排外的极小型团体，成立于2025年，昆汀曾作为该组织成员，参加了新法西斯团体“5月9日委员会”组织的2025年度游行。此外，创立于19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著名保王派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也声称昆汀是该组织的积极分子，曾参与夜间张贴海报的活动。

“勇气”及其前身“社会堡垒”，事实上更接近于极右翼阵营中的“革命民族主义”谱系，而非身份主义谱系，不过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在人员上互有交叉；而“阿洛布罗基”则有更加鲜明的“身份”特征。这一名称来源于古代高卢人的一个分支，生活在罗讷河到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即今天的里昂及周边地区），以粗野和善战著称。 以这个古老族群作为地方层级极右团体的名称，不难看出创立者的“思古之幽情”和对身份的执念。不过，因为它规模实在太小（据称不超过十人），又上溯到过于久远的历史传统中，很难说是典型意义上的“身份主义”团体。

同样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昆汀其人。根据媒体勾勒出的人物肖像，他生前就读于里昂二大数据科学专业，是一个身体瘦弱、爱好理论、笃信宗教并热衷于传教的年轻人。按照其朋友的说法，昆汀是个“非暴力”的男孩，更倾向于“思想的对抗”而非拳头的对抗，而且他皈依天主教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更加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昆汀并不是血统纯正的法国人，而是法国-秘鲁混血（据媒体报道，其母亲是秘鲁人），这从他的五官中也能看到明显痕迹。虽然这种家族血缘关系并没有得到详细厘清（例如父系的情况），但按照《费加罗报》的说法，昆汀经常回秘鲁探亲，由此看来他很可能属于第二代移民，和故土的关联并未完全消散。

于是，这名早夭的年轻人在身后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二代移民（姑且如此认为）会如此热切地投身于极右翼运动？而对移民持敌视态度的身份主义运动或整个极右派，又为什么将昆汀视为“殉道者”并不遗余力为其声讨公道？“大替代”理论被身份主义者奉为圭臬，而在某种程度上，昆汀本人不正是一个“大替代”的样本么？即便他身上的一半法国血脉，似乎也并不是得以豁免的保障，而可以被看作是“大替代”的一种形式。毕竟，在整个政治家族谱系中，身份主义者的立场甚至比国民联盟更加靠右。政治学家让-伊夫·加缪（Jean-Yves Camus）曾指出二者的区别：“马琳·勒庞相信一个非欧洲的外国人有可能融入法国文化，而身份主义者则认为，某种命中注定的因素阻止了非欧洲人能够——即便他们愿意——融入法兰西民族，或者融入欧洲文明的内核。”

在有机会获得更加精确的心理肖像之前，我们只能认为，从昆汀的角度而言，其人生轨迹似乎非常符合所谓“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的心理动机：新皈依某种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人，往往表现出比原生成员更强烈、更严格甚至更极端的认同立场。昆汀皈依天主教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但据称不仅熟读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著作，而且已经成功说服家人一同皈依；他进入成年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却以瘦弱身躯进行拳击和防身练习，承担起保护女性同道的“骑士”角色，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

而对于极右派来说，从现实角度而言，一个来自南美的“混血”殉道者未必会让他们感到尴尬，而更像是一个推力。一方面，秘鲁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是“伊斯兰化”的威胁来源，反而因为其天主教传统，得以和欧洲分享共同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尽管身份主义阵营总体上排斥外来移民，但其内部也不乏弹性，一部分人对“身份”的定义落在文化认同而不是生物种族上，对“大替代”的拒斥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针对每一个体，而昆汀这样的“混血”殉道者恰恰证明了“身份认同”具有开放性，可以缓和外界对极右派追求“种族纯洁性”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批评：因此，至少在这一次事件中，极右派对昆汀的混血身份并无异议，而是将策略重点放在对极左翼暴力的批判上。

“涅墨西斯”：一个“极右女性主义”样本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来自事件的始作俑者——在里昂政治学院举行抗议、最终让昆汀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涅墨西斯”组织。

“涅墨西斯”成立于2019年，其核心成员以18到30岁的白人年轻女性为主，主要在法国和瑞士活动，组织方自称有近三百名成员，但研究者认为其稳定参与的核心群体仅数十人。

按照该组织主要发起人、现年29岁的爱丽丝·柯蒂耶（Alice Cordier，化名）的说法， “涅墨西斯”出现的动因，可以追溯到她刚刚进入青春期时：从十二三岁起，她就在街头多次遭受骚扰，而其中许多人在她看来像是“无证外国移民”。2017年她来到巴黎后，参加了Facebook上一个名为Bellica的女性主义群组，后者由另一位年轻女性米尼奥（Solveig Mineo）创建，聚合了一批主张“西方女性主义”，并捍卫“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柯蒂耶和米尼奥分道扬镳，前者于2019年创办了“涅墨西斯”。

涅墨西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报应和复仇的女神，象征着无情的正义。她最著名的报复手笔，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流传至今的典故：美少年那耳喀索斯（Narcissus）因为拒绝了众多女性的求爱，被涅墨西斯惩罚，后者将那喀索斯引到一泓池水旁，让他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于是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自己，无法离开，最后憔悴而死，在他死去的地方长出了一株水仙花，由此那喀索斯也成为“自恋”（narcissism）和“水仙”的词源。

不难发现，“涅墨西斯”这个名称，在词源学意义上便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复仇，但同时也和柯蒂耶发起该组织的动机相吻合：在少女时代的不快经历和2015年德国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之后，她自称又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年轻女性在自家花园里被移民强奸的新闻，于是萌生了念头，要发起行动来反击“外国强奸犯”。

在成立初期，这个组织的抗议矛头主要指向来自外国移民（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性暴力，而在更广泛意义上，“涅墨西斯”将自己融入了极右翼光谱之中，多数成员持反移民、反伊斯兰、反同性恋、反跨性别、亲天主教立场，并认同“大替代”理论。

在行动策略上，该组织不惮于短兵相接，其成员经常混入对手所组织游行的内部，再突然打出立场完全相反的旗号，由此诱发对手的混乱和暴力行为。虽然它声称自己不采用暴力手段，但仍然透露出某种程度的暴力色彩（例如其Instagram的账号因为展示突击步枪而被封禁），同时它往往邀请其他极右派团体的男性成员作为“保镖”（正如昆汀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催生了发生附带暴力事件的可能性。立场左倾、长于调查的《绑鸭报》认为，和极右派最初的“伏击”说法相反，此前为“复仇女神”活动的治安小组曾试图干扰讲座，并攻击去旁听讲座的听众，而在随后发生的双方街头对峙中，也是极右派最先动手的。

柯蒂耶本人努力淡化“涅墨西斯”的极右色彩，宁愿称之为“右翼女性主义”，并和主流的（亦即左翼的）女性主义分庭抗礼。有批评者认为她们是“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身份主义”，因为“涅墨西斯”对女性主义的关注落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视域中，核心诉求就是反对性暴力（尤其是“外国强奸犯”的性暴力），并由此衍生出对移民政策和边境管控的批评，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的极右翼特征（例如对国民联盟和对特朗普的支持）；而在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传统问题上，例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堕胎权等，“涅墨西斯”往往持回避或含糊态度（例如原则上不反对堕胎权，但认为堕胎数量太多），甚至在规模更庞大且和移民无关的女性遭受暴力问题上（例如家庭暴力），该组织也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因此在许多专业学者或社运人士眼中，这几乎算不上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或者说是被极右翼所利用的女性主义。

但问题在于，即便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视域，她们仍然击中了近年来法国和欧洲社会的一处敏感神经——移民的性犯罪。柯蒂耶本人声称的外国移民性骚扰是“涅墨西斯”得以酝酿的一个远因，2015年德国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则是一个近因。而在法国整个犯罪图景中，尽管移民性犯罪案件的数量仅占极少比例，但往往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例如2024年的“菲利平案”：年仅19岁的法国女大学生菲利平（Philippine Le Noir de Carlan）被摩洛哥籍凶手奸杀，后者此前已经因强奸被判刑，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强制离境，但在拘留中心多次延长关押后被改判酒店隔离软禁，正是这一制度上的疏漏，给了凶手脱逃并犯案的机会。“涅墨西斯”从示威“搅局者”逐渐发展为具有独立组织能力的行动者，其关键节点就发生在该案之后。

“菲利平案”只是性质最为恶劣的个例，但问题是：近年来在法国屡屡发生类似罪案，传统的左翼女性主义话语尽管从道义上予以坚决谴责，却无法提供能够有效抚慰社会情绪的论述，而且话题一旦延展，就极有可能和传统左翼话语相冲突。尤其是在政治严重极化的背景下，在泛左翼阵营中，“不屈的法兰西”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持不妥协的激进立场，被诟病为“左翼-伊斯兰主义”，这使得传统女性主义很容易被激进左翼声音批评为“落入极右设置的议程陷阱”。

对于改善女性现实处境和社会地位来说，驱逐所有“外国强奸犯”只能解决极少数问题，但在十余年来移民危机的背景下，却有着和它实际功效不相称的舆论和心理意义。当左翼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药方时，这一空白便顺理成章地被右翼乃至极右翼所占领；或者说，一些原本对于自身安全有着正当担忧的本土女性，无法在现有保护机制和女性主义话语中得到安慰，于是便在愤怒驱动下，日益被极右翼的话语所吸引。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即便在同一个“极右女性主义”标签下，不同派系事实上仍然分歧迭出、充满张力。柯蒂耶等人和Bellica分道扬镳、另立门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忠于天主教传统，后者则持一种反天主教的“新异教主义”；和另一个大力强调传统价值观的极右女性主义团体Les Caryatides相比，“涅墨西斯”对于“女性回归家庭”等保守命题态度冷淡，等等。但就现实政治而言，“极右女性主义”的各个派系尽管互有亲疏，但彼此之间共性多于分歧，并且往往可以和国民联盟或“再征服党”等极右派政党在社会议题和“文化战争”上形成呼应和共振。

法国的“柯克时刻”？

“昆汀之死”发生后不久，法国内外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法国的“柯克时刻”吗？

这种联想不难理解：2025年9月10日，美国著名极右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犹他州校园演讲活动中被枪杀，震撼美国社会；五个月后，法国上演类似剧情：同样是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暴力，同样是极右派人士沦为“殉难者”。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教育部大楼外悬挂着印有查理·柯克形象的横幅。视觉中国 图

当然，这两件事情在许多方面难以简单地相提并论：柯克生前已经是美国极右派阵营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昆汀只是个无名小卒；前者死后在全美和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强烈的“柯克浪潮”，后者除了引发法国与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口水战及外交战之外，并没有波及更广范围；尽管美国保守派认定刺杀柯克的凶手是“激进左翼暴力分子”，但事后的调查显示并没有那么简单，案件中一些看上去具有左翼倾向的因素，也衍生出完全相反的解释，但打死昆汀的凶手，则被普遍认为是激进左翼分子，没有太多的辩白余地。

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昆汀和柯克这两个个体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而是他们都是政治极化的产物，反过来又助推了这种极化进程。

从政治传播角度来说，这两桩死亡都迅速演变成象征性事件，借助媒体工具塑造出为一个伟大事业而“殉难”的叙事。事实上，这种“烈士叙事”是左右两派共同采用的策略，但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法国而言，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共同现象是，极右翼实施的暴力行动，从绝对数量上说要多于他们的对手，但在自身沦为受害者的场合，却不失时机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媒体攻势。在昆汀死后，近年来极右色彩愈发鲜明的“博罗雷系”媒体（包括CNews电视频道、《星期日报》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渲染悲情、痛斥“极左恐怖”、指责政府无能的机会；而《解放报》、Mediapart等左派媒体则反复提醒读者：极右派造成的人命血债，其实远远多于极左派。

另一个重要性不亚于政治传播的共通之处，是宗教因素在柯克与昆汀各自人生经历中的作用。柯克是福音派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持坚定的反堕胎立场、维护传统家庭观，批评世俗自由主义，呼吁坚守犹太-基督教文明根系；而昆汀尽管皈依天主教不久，但已经展现出极大的热忱，往来于里昂当地立场最保守的教会。右派《费加罗报》对昆汀的人物特写，不吝笔墨地聚焦于宗教话题，仿佛一曲圣洁的挽歌。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宗教驱动力，让昆汀投身于身份主义运动以及自己并不擅长的街头暴力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美国版本还是法国版本，“柯克时刻”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宗教和政治的交汇。尤其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出现了“年轻男性宗教化”现象：在社会快速变化和身份焦虑的背景下，一部分年轻男性通过宗教寻找秩序感和归属感。柯克和昆汀分别在不同国家占据着“导师”和“信徒”的生态位，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场宗教复兴潮流。

或许，所谓“柯克时刻”的时间维度意义，正是提醒人们：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除魅化”，是否正在走向某种新的“复魅化”？这种趋势究竟是局部的反弹，还是全局性的反动，目前还难以断言。到了2026年初，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针对神权政治的战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罩上了一种“宗教战争”色彩；而在世俗主义根基深厚的法国，虽然政治领域尚能坚守政教分离原则，但在商界、媒体和教育界，保守宗教立场得到资本力量加持、和极右派别结合的趋势同样已经昭然若揭。

年轻人已死，而老年人在发扬他们的遗志，这大概是历史的又一重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