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已经身居多个极为显赫的官职：他是司徒、尚书令、中书令，同时也是秦王、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他的权力之大，几乎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匹敌，连太子李建成和李渊都感到深深的忌惮。

司徒是三公之一，属于正一品的高级官职，主管全国的赋税和户籍事务，是名副其实的重臣。尚书令则是尚书省的行政首脑，而中书令则是中书省的最高领导。这两个职务都涉及到极大的政务权力，李世民同时担任了其中的两个，几乎掌控了朝廷的大部分决策。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三个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级人物，而李世民兼任其中两个，堪称权倾朝野。

然而，最为特殊且令人震撼的是尚书令这一职务。在整个唐朝历史上，除了李世民，没有第二个人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即便后人也不敢轻易挑战这一地位。尚书省作为中央政务的最高机构，掌管六部的命脉（吏、兵、户、礼、刑、工），其权力大到无法估量。而李世民作为唯一的尚书令，无疑具有绝对的政治影响力。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拥有秦王这一封号，这是历朝历代中最具分量的王爵之一，象征着他在王位继承上的潜在优势。

天策上将是唐朝特有的一个职位，也是李世民的专属荣誉。这个职务在唐朝历史上只有李世民一个人担任过，体现了他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就和声望。虎牢关一战，李世民凭借一己之力平定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两大割据势力，几乎没有其他力量能对唐朝构成威胁，统一天下的时刻已经迫在眉睫。天策府的权力几乎达到空前的高度，天策上将的职权甚至凌驾于三公之上，拥有任命官员的绝对权力。李世民的天策府，作为一个超级权力机构，简直可以视作是唐朝的小朝廷。他有能力通过个人意志，决定许多人事的升迁。

除了这些官职外，李世民还从李渊那里获得了四个铸钱炉，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铸造货币，控制财富的流动，而不必顾虑国家的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的后果。这种权力，足以让他为所欲为，财力和物力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

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官职——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职位虽然名气不如其他官职响亮，但其实际权力却不容小觑。陕东道大行台负责管理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唐朝的半壁江山，具体包括黄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这个职务的最高领导者——尚书令，可以在该地区内控制一切，从经济到军事，几乎相当于拥有一个地方王国。由于陕东道大行台在洛阳设有总部，洛阳的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因此李世民掌握此职位后，基本上在此区域内没有任何对手，形成了他最坚实的后方。

李世民还通过这个职务掌控了大量地方豪杰。举个例子，张亮——李世民的重要心腹之一，曾受命前往洛阳，联络山东的各路英雄好汉。这些人并不是指现代的山东，而是指陕东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这也让李世民的影响力遍布了整个中原地区，成为了他最大的政治保障。

如果玄武门事变失败，李世民完全可以退守洛阳，依托陕东道大行台的巨大资源，重新集结力量，从而为自己的反击铺路。这就意味着，无论玄武门事变的结局如何，李世民依然掌握了足以与太子和李渊抗衡的权力与资源。 事实上，李世民的官职、爵位和权力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巅峰。他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他通过自己的教令，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帝李渊的敕令、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令相抗衡，这无疑让李渊的皇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世民的影响力之大，甚至使得许多朝廷命令都必须先经过他的批准，才能得到执行。比如，在虎牢关之战后，李世民曾押解王世充和窦建德到长安。李渊本意要杀掉王世充，但因为李世民曾经承诺不杀王世充，所以李渊不得不退让。此时，李世民的权威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更在朝堂上拥有了绝对的影响力。 李渊对此感到深深的不满，然而他却无可奈何。李世民的权势与威望，不仅让李渊的皇权受到了威胁，也使得李建成深感压力。在李渊的眼中，李世民的强大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而是对他个人统治的直接威胁。 为了平衡这种矛盾，李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削弱李世民的权力。他不仅允许李建成和李元吉与自己联合，在朝堂上联手限制李世民的权势，还不惜牺牲李世民的重要亲信，向朝臣们发出警告。然而，李渊的这些举措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李世民与太子之间的矛盾。 李世民的崛起，实则是李渊所未曾预料到的。李渊的皇权被李世民的威望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他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深，最终演变为兄弟间的死战。无论李渊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李世民都在不断积累力量，并逐步迎来了他应得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