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集权的时代，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与宗法制度的压迫，使得大多数财富集中在上层社会，而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落后，新生儿的生存率低下，这也间接催生了一夫多妻制的出现。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也足以见得古人对血脉延续的重视。在一夫多妻普遍存在的背景下，以及古人对血统和家族出身的极端看重，便有了嫡子和庶出的区分，而这种鲜明的身份差异，也决定了他们的继承权和未来命运。

自周朝起，宗法制度明确，分宗分封层级清晰，统治者视其为治国理政的基石。历朝历代对于嫡庶的区别都十分重视。然而，随着五胡乱华的发生，游牧民族对强权的崇拜，这一传统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那么，到了盛唐这个包容兼并、开明宽容的时代，嫡庶观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自古有之，嫡尊庶轻

周武王凭天命所归，经过牧野之战的血流漂杵，击败了殷商，夺得了治理天下的权力。此后，他总结了殷商神权治国的弊端，创立了独特的宗法分封制。根据这一制度，封赐诸侯的后代继承权必需遵循嫡庶之分，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家业，而庶子则常常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难以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

嫡庶制度是在封建集权体系下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社会上至帝王、下至官宦，都以这一法则为准绳。这种制度有效避免了权力争斗，使社会得以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古人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要求，正是统治者为保君主神授权威而设立的铁律。在封建社会中，因生产力落后、战乱频繁，人们对男丁的渴望尤为强烈，这种心态正是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文化的根源。古人对生产力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更加看重男丁的出生，而其中，由正妻所生的嫡长子更被寄予厚望。

嫡子之所以备受重视，除了他得到了家族长辈的支持外，还因为他继承家业的权利无可动摇。在古代社会中，父业子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嫡子在家族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家族的财产将面临继承的困境，继承权将会变得极为复杂。相比之下，庶子的继承权则在封建礼法下显得虚弱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总是格外重视嫡子的原因，家族倾尽全力培养嫡子，确保他能成为家族的领袖和未来的继承人。

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在唐朝之前，由于五胡乱华及豪强势力的崛起，宗法制度遭受了一定的冲击。但随着隋唐两个大统一王朝的相继建立，混乱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宗法制度随着中央政权的恢复再次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地位分明，参差巨大

在弘农杨氏掌权的年代，宗法制度和嫡庶之分依然严苛如初，但随着唐朝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兴起，下层百姓通过才学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朝廷明确宣扬以才取士的政策，这为社会中的庶子提供了更多的上升空间，使得嫡庶之间的鸿沟逐渐被打破。

科举制度使得许多庶子通过自己的才能进入仕途，逐步改变了原本由嫡长子掌控的家族继承权。如果庶子的文才和政治能力超越了嫡子，那么嫡子所面临的局面可想而知将是尴尬的。此外，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获得了实权，这一事件对礼法和嫡庶制度的冲击不言而喻。

尽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嫡庶之间依旧有着鲜明的差异，但这一差异的形成与其母亲的身份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妻与妾的地位差异极为明显，妻子享有与丈夫相同的地位，而妾则被视为家庭的财产，甚至可以交易和买卖。因此，妻与妾所生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正如白居易在《井底银瓶引》中所写，痴情女子因无法遵循封建礼法与情郎私奔，最后却因礼节不完备被贬为妾室，所生之子也只能视作庶子。虽然爱情如诗如画，却仍难以逃脱礼法的束缚，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于嫡庶之别的严苛要求。

嫡庶之间的差别自纳妾娶妻之时便已注定。妾室所生的孩子，除了在继承家产和科举仕途上享有权利外，通常无法得到家族的鼎力支持。在玄宗时期，武惠妃深得玄宗宠爱，尽管她拥有皇后之仪，却因为没有名分始终无法获得臣子们的尊重。坊间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些人直言她不过是玄宗的一个下人，这种不敬的声音虽多，但玄宗却无可奈何。原因无他，妾室无正妻的名分，注定了她在宗法制度下的低位。 这种严格的妻妾之分，使得嫡庶之间的差距显得尤为显著。庶子不仅没有权利奉养自己的生母，甚至连称呼自己的母亲为母亲的资格都没有，唯有称呼正妻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庶子的内心无疑会受到极大的伤害，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封建制度下最为残忍的一部分。 三、科举兴起，逐渐式微 随着唐太宗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庶子凭借自己的才学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极大地拉近了嫡庶之间的差距，逐渐冲击了传统的宗法制度。唐朝的统治者，尤其是李唐王朝的开创者们，由于自身的鲜卑血统和游牧民族的背景，对嫡庶的看重程度并不如以往。正因为如此，唐朝的统治者自然而然地打破了许多宗法制度中的限制，逐步改变了嫡庶之间的区别。 此外，唐朝的经济繁荣及律法的调整，也进一步削弱了嫡庶制度的严苛性。唐朝律法规定，家产应平等分配，无论嫡庶，家族成员均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一变化不仅促使庶子的地位不断提升，也让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支持。 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和财产分配的均等化，唐朝的嫡庶之别逐渐走向式微，千年宗法制度的沉重束缚开始有所松动。然而，尽管如此，等级制度和宗法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在后来的社会中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嫡庶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而易见。 科举制度的实施，就如同今天的高考制度一样，成为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机制。这不仅使得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也为那些曾经被束缚的庶子提供了向上发展的机会，从而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