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7年,魏武侯与吴起一同乘船顺着黄河而下。正当船只行至黄河的中游时,魏武侯转身对吴起说道:稳固的山河可谓魏国的至宝。听罢,吴起却淡然回应:国家的真正宝藏,绝不在于地形的险要,而在于德政。随后,吴起列举了三苗氏部落、夏桀、商纣等例子,这些历史上曾拥有险固地形的国家,最终却因政治腐败、德政不修而被大禹、商汤、周武等人推翻。吴起的结论是:国宝在于德政,而非地势的险固。魏武侯听后,默默点头称是。 这段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便为后人留下了在德不在险的深刻哲理。那么,德与险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又是如何交织和影响的呢?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德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能够超越山河天险的作用。我们在许多古代文献中,都能找到在德不在险的各种变体。例如,《史记》记载中,楚庄王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识破其野心,便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而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则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他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在德不在祀。意思是说,想通过祭祀鬼神来消灾求福毫无作用,只有修德才能走上正途。类似的说法还包括在德不在瑞,意指祥瑞并不重要,修德才是最为关键的;甚至有在德不在星的说法,认为占星术在德的面前毫无意义。 在所有这些观念中,最能够继承并发扬西河对话精神的,是《盐铁论》中的一章,标题为险固,这篇章深刻揭示了德与险的关系。 《盐铁论》这本书,实际上是汉武帝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的会议纪要。汉武帝时期,经济学家桑弘羊大力推行改革,试图通过国家专卖盐、铁、酒等资源,和对民间经济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然而,这些措施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能富国强兵,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最终只会导致财聚则民散的局面。 在汉昭帝继位后,关于是否继续执行桑弘羊改革政策的辩论愈加激烈。于是,在公元前81年,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改革派和保守派进行了一场充分的大辩论。最终,这场辩论被桓宽整理成了《盐铁论》,这本书以儒家立场为主,明显偏向保守派。 在《盐铁论》的险固章节中,桑弘羊首先提出了加强边防、富国强兵的理论。他认为,只有增强国防,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就像普通家庭的住宅需要修缮院墙一样。反对派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提出了与西河对话一致的意见,认为金城汤池、兵强马壮并非保证国家安全的关键。相反,真正的安全应当来自国家的德政和贤良的政治领导。就像那些倚靠强大地形或武力的国家,最终都灭亡了,历史给出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桑弘羊则依旧坚守自己的观点,强调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国家都是因为依靠天时地利和地形优势,才建立了稳固的防御系统。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名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意思就是加强城防,以防敌人入侵。然而,保守派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反驳说,《易经》中的这句话也不适用于和平时期,因为自战国时代起,城防建设就是一个乱世的产物,未必是盛世的象征。经过多轮激烈的辩论,双方始终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事实上,若从平和的角度看问题,便会发现,两派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根据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理论,德可看作是人和,而险则对应地利。国家的安全并不局限于某一方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德与险的相辅相成。地利主要是用来抵御外敌的,而人和则代表了国内的政治稳定与民心所向。在发生战争时,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人心的支持,单靠强大的地理优势也未必能带来最终的胜利。 德与险,就如同一对互补的关系,它们共同为国家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保障,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人和与地利相结合,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安危。 时至宋朝,保守派与改革派仍就在德不在险展开激烈争论。面对众多关乎利益的激烈碰撞,理性的结论似乎遥不可及。北宋最终未能从这种内耗中吸取教训,导致了国运的衰落,而这一争论也随着国家的灭亡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