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穆宗时期，契丹对南下军事经略的政策明显趋于保守。天禄五年十月，穆宗刚继位时，表面上仍延续世宗时期的南下军事方针。然而在高平战前的河东地区，虽然穆宗与北汉联手积极推进南下行动，但军事主导权已经从契丹转移到了北汉手中。河北地区的契丹南下行动仍由边将负责，但更多的行动性质偏向劫掠，而非战略征伐。

高平战前，应历元年（951）十月，作为宗主国的穆宗兑现了世宗与北汉之间的约定，当月便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与世宗时期契汉联兵自团柏入寇的模式不同，此次联军的进攻方向转向了自阴地关寇晋州。胡三省曾指出：屯阴地者，欲窥晋、隰；屯团柏者，欲窥镇、定。显然，对镇、定方向的进攻更契合契丹的战略利益。作战方向的改变意味着南下作战已由原先契丹主导，转变为北汉主导。同时，契丹军队的统帅地位也从世宗与诸部酋长手中转向普通将领，这表明穆宗继位后，经历了太宗与世宗时期南下失败的教训，他立即放弃了契丹自主的大规模南下战略，将援助北汉作为主要的南下军事政策，并在初期确实希望通过扶持北汉实现其南争中原的目标。

北汉刘旻在称帝之初便向群臣表露野心：吾以高祖之业，斌之冤，义不为郭公屈尔。期与公等勉力以复家国之仇。可见他志在重返中原。虽然北汉最终未能逃脱灭国的命运，但在立国之初确有南争中原的可能。首先，北汉承续后汉之祚，立国后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以慕容彦超为代表的后汉残余势力，虽在名义上臣服于后周，但始终关注北汉的举动，谋求复兴后汉。其次，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北汉具备南争中原的实际军事实力。河东作为前后唐、后晋、后汉崛起之地，得天独厚，足以成为北汉南下的跳板。因此，穆宗认定北汉具备南争中原的实力，故在应历元年十月极力扶持北汉，遣萧禹厥将奚、辽兵五万会北汉兵伐周，北汉主自将兵二万，攻晋州。

晋州作为战略要地，其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曹魏置郡于此，襟带河汾，翼弊关洛，推为雄胜。下晋州即是保卫太原的重要屏障，北汉若能占领晋州，将确保太原安全。穆宗为帮助北汉夺取晋州，派遣兵力远超北汉，抵达晋州后，契汉联军军于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之，可见穆宗确有意通过契丹力量助北汉重返中原。然而战事持续近三个月仍无进展，加之军需困难，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南下援助的军队士气低落，已萌生思归之意。后周乘机反攻，契汉联军遭遇惨败。此后北汉蛰伏待机，而契丹亦未再大举行动。

应历四年（954）正月，后周郭威崩逝，北汉主闻讯甚喜，意图趁政局动荡再次南下，遂遣使请兵于契丹。穆宗积极响应，二月初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将万余骑如晋阳，再次配合北汉南下。然而三月初一，高平之战爆发。战前，杨衮曾策马前望后周军，警告北汉主：勍敌也，未可轻进。北汉主却轻敌冒进，拒绝契丹参战，导致全军覆没。杨衮因畏周兵之强，不敢出手救援，随后北奔草原。穆宗亲眼见杨衮北奔，感受到了后周军的强大，极大动摇了他对援助北汉的信心。高平战后，当周世宗包围太原意图彻底消灭北汉时，穆宗并未直接出兵救援，而是派遣南院大王挞烈在忻、代二州助敌禄讨之，并在此地屯骑数千以援北汉，实际上更多是防御策略。忻州、代州位于太原北出塞的要道，守住此二州，草原方向即无后顾之忧。

在高平之战中，契丹已深刻认识到周兵之强，北汉亡国在即，若忻、代二州落入后周手中，则契丹的西南屏障将不保。与其冒险救援北汉，不如先稳固忻、代二州。随后，契丹与后周围绕二州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庚辰日，遣符彦卿等将步骑万余攻之；彦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符彦卿奏请增兵，癸巳日，李筠、张永德率三千兵前往增援。契丹游骑至忻州城下，丙申日，彦卿与诸将严阵以待。史彦超率二十骑前锋迎战契丹，李筠随军继之，杀契丹二千。史彦超因轻敌深入，与大军失合，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保性命，周兵死伤惨重。彦卿退回忻州，随后引兵回晋阳。从战况看，契丹先败后胜，后周大将阵亡，不得不撤退，放弃忻、代二州，但后周军队所展现的战斗力不弱，使契丹心存忌惮。战后，穆宗不再援助北汉南下争夺中原，而以维持北汉存在作为南下经略河东的目标。

高平战后，契丹在河东仍保持南下军事活动，但不再主动配合北汉，而以维持北汉的存在为南下目标。应历五年至七年（955–957），北汉趁周世宗南征南唐，多次遣使来议军事，穆宗仅在应历七年十月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派忠武节度使李存瓌前来会合。与此前不同的是，南北院部族军已由大同节度使统领，而契汉联军仅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显示契丹不再愿积极协助北汉南下，仅出于盟约之义派兵配合。此役后，北汉主知契丹不足恃，刘承钧也明白契丹不再是可靠盟友。

应历十年（960）五月，赵匡胤代周自立，北汉再次企图趁机南下，选择与潞州李继勋联合，并同意不用契丹兵的请求，这直接反映出北汉对契丹南下政策变化的反应。失去契丹支援，北汉与李继勋联合未及半月即告失败，随后北宋乘机北征。六月，北汉被宋兵围困，穆宗立即派大同军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前往援助，解围后契丹军撤回。应历十四年（964）正月，北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率步骑万余攻北汉辽州，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来援，战于城下，贵超大败。随后北汉再次向契丹求援，二月壬子，诏西南面招讨使挞烈进兵援汉。四月丁巳，北汉击退宋军，遣使来谢。与应历十年情况类似，契丹在击退宋军后即撤兵北返，未趁势南下。可见，高平战后，契丹的南下军事活动全部以保存北汉为目标，穆宗时期的南下政策由太宗、世宗时的积极进取转向保守固边。 高平战前，契丹在河北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但多为劫掠性质，属边将自主行为。应历二年（952）九月，契丹将高谟翰以苇筏渡胡卢河入寇至冀州，成德节度使何福进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诚诲屯贝州抵御，契丹闻讯立即北撤，所掠丁壮数百人，望见官军时争斗不休，最终被尽数杀戮。应历三年（953）正月，契丹寇定州，义丰军夜袭其营大获，全军遁去；随后又寇镇州，本道兵击退之。二月，太保敌烈修易州城，镇州以兵迎战，契丹被迫退守；九月，契丹寇乐寿，齐州戍兵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都监杜延熙，其党伏诛。高谟翰的深入冀州行动显示，契丹南下仍以劫掠为主，兵力仅二千骑，所掠丁壮数百。太保敌烈对镇州的反击，进一步表明这些军事活动主要由边将自主实施。 总体来看，尽管穆宗时期在河北仍保持一定南下政策，但南下行动规模已大幅缩小，其主要目的在于遏制后周崛起并支援北汉。高平战后至应历八年（958），河北几乎未见契丹南下行动，可能因作战规模有限，史籍未载，或穆宗明令禁止沿边诸将南下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