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楷悦，是四川大学的一位法律史学者。2013年，她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四川荣县（现隶属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一大批民国司法档案，总数有近两万卷。她从中打捞出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类案件。五位涉案女子，分别卷入继承、重婚、离婚、家暴、诱拐、堕胎等困境。刘楷悦把这五个女子的经历写成非虚构历史作品《纸上的权利》，于2026年2月出版。

书中介绍，百年前，女权概念初入中国，法律开始近代转型，许多女性第一次走上法庭。她们把新法律当作救命稻草，却常常“赢了官司，输了人生”。百年过去，继承、重婚等困境消失，但离婚、家暴等问题依然存在。

3月12日，刘楷悦在搜狐视频直播中谈到，许多女性困境之所以反复出现，与制度结构和社会观念密切相关。例如，在传统社会“公私分明”的观念下，家庭内部的暴力往往被视为私人事务，不被认为会挑战公共秩序，因此难以获得充分的制度干预。

赢了官司输了人生

《纸上的权利》提到的五名女性里，左周氏、龚琴福、周玉林赢得法庭判决，但生活却因此彻底颠覆。刘楷悦认为，这既是时代转型的阵痛，也与当时司法制度的局限密切相关。

她举例说，龚琴福在官司中获得400元赡养费，“刚拿到的时候，这个钱其实是很值钱的”，但随后抗战爆发，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判决书上的数字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迅速缩水。

更关键的问题出现在执行环节。她们虽然赢得判决，却在执行阶段遭遇失败。民国引入了西方个人财产制度，但在传统中国社会，“同居共财”才是长期存在的家庭经济模式。

男性可以通过转移财产、隐匿资产甚至直接潜逃等方式规避执行，而当时的司法体系又缺乏完善的财产调查与强制执行机制，于是许多判决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

荣县司法处民事判决

传统观念里的“公私分明”让家暴难解决

书中用“猎人在树下，兔子该往哪里跑”来形容女性被围猎的处境。百年过去，重婚、继承等女性困境逐渐减少，但家暴问题仍然频发。

刘楷悦认为，不同类型案件的社会属性差异很大，解决难度也不同。例如，重婚问题涉及社会道德与家庭制度构建，更容易被纳入公共秩序范畴，也更容易通过立法和司法解决；继承问题通常属于一次性、确定性的裁决，只要规则明确，就可以“一锤定音”。

相比之下，家暴与婚姻关系本身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其背后往往牵涉情感、经济以及子女抚养等多重因素，因此很难通过单一法律手段彻底解决。

“家暴为什么到今天仍然难以解决？是因为传统观念里的‘公私分明’。一旦进入家庭内部，暴力往往不再被视为挑战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跟伤害罪所引起的关注程度也是不一致。”刘楷悦认为，这种制度与文化交织形成的父权结构和性别期待，并未完全消失。

近年来司法实践正在逐步突破。2025年11月，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分别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

在马某某虐待案中，法院将稳定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并对致其自杀的马某某追究刑责；在牟某翰虐待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长期同居，被告人持续实施精神折磨，导致被害人自杀。法院认定双方已形成事实家庭关系，适用虐待罪。

这两个案例释放出明确信号：在追究涉及家庭成员的刑事责任时，法律不再局限于婚姻关系。对于这一变化，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强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暴力本身难道还要区分家庭内外？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法可入家门”。诚然，只有“关起门来打老婆、打孩子”这种古代被认为是“尊犯卑”的行为被纳入公共治理范围时，受害者的处境才有可能改变。

左周氏诉状

走进法庭即是进步

在书中的那些民国案件中，女性展现出强烈的求生欲和行动力。这是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一种生存策略？刘楷悦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

书中确实存在具有明显主体意识的“新女性”。例如张朱氏，她受过教育，对自身权利与身份有清晰认识。“她去上学，从不在学校吃饭，总要下馆子，还欠下不少账；又不停买新衣服，是个活出自我的女生。”

但更多女性，如龚琴福、周玉林，在提起诉讼时，并非出于明确的权利意识，而是在极端困境中的日常抵抗——“忍无可忍了”。她们使用“女权”等话语，有时也是一种生存技巧。

刘楷悦说，无论动机如何，百年前的女性能够走进法庭，本身就已经具有跨时代意义。

这些案件背后，基层司法人员“有时候真的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民国法律文本常出现“酌定”，意味着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遇到观念开放的法官，女性可能较快获得离婚或保护；遇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保守法官，当事人则可能在反复审理中耗尽时间与财力。例如朱刘氏与嗣子的官司，前后折腾了20多年。

基层司法也难以完全脱离地方社会的人情网络。“新女性”张朱氏后来再嫁法警詹春和，“一定是想要去改变案件结果的”，她最终也如愿获得了安稳生活。

撰文：北塱

编辑：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