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的下台为曾国藩等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政治舞台，这道霞光出现在帝国的斜阳里，为劣币驱逐提供了契机。然而，真正的斗争却是在清朝中枢的核心之地进行的。随着肃顺的崛起，他在政坛上如猛虎出笼，令人胆寒，逼得翁心存、周祖培、祁寯藻等老臣感到威胁和压迫。

何桂清与彭蕴章同年考中进士，并且与祁寯藻等有着深厚的渊源。原本他们在钞票和科场等大案中与肃顺发生了冲突，但由于肃顺偏重曾国藩等湘军将领，何桂清自然将他们视为政敌。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时常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是东南柱石，并且在与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以及京中好友的交往中，不时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他甚至公然提出：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他那强烈的权力欲望暴露无遗。

然而，这场中枢的权力斗争无疑影响到了地方，何桂清在地方极力支持打压曾国藩等湘军将领，这也引发了肃顺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何桂清事件发生后，彭蕴章被迫去职，穆荫继任了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而何桂清的死亡与肃顺无关，毕竟肃顺早在咸丰十一年的祺祥政变中被处斩，彭蕴章虽复职，却在第二年因病辞世。而曾国藩，显然没有权力决定何桂清的生死。

然而，1861年初，复职后的彭蕴章重新履职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再度上奏，提出要削弱曾国藩的权力：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三致意焉。面对这些远在中枢的重臣排挤，曾国藩感到无力应对。他能拿什么与他们斗？自1852年丁母忧离京以来，曾国藩远离了中枢的权力斗争，十多年未曾回京，避开了这些权力的漩涡。他深知，权力斗争不可预见，只能看天命，既不能主动争取，也不能轻易卷入。

在与九弟的书信中，曾国藩深刻阐述了这一观点：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他还指出，个人的强大并非靠斗智斗力，而是靠内修与自我反省。他举例说，无论是李斯、曹操，还是董卓、杨素，这些聪明的政治人物最终都未能善终，而曾、孟、孔子等人的强大则是在自我修养中成就的。他明确指出，依靠外部权谋和斗争不会带来长久的强盛，反而可能导致灾难。

曾国藩的这一思考不仅仅是针对个人命运的总结，也是一种哲理的指引。在曾国藩看来，历史上如陆建瀛、何桂清、肃顺等人，虽然出类拔萃，才智过人，但因自视过高，最终未能善终。相比之下，内修而强的曾国藩，则能更持久地维持稳定。

晚清时期，尤其是湘军的崛起与肃顺的关系紧密相关。肃顺不仅是满洲贵族中少数几个能够看到汉人对于大清命运关键作用的人之一，且具有非凡的政治敏锐性。他虽口碑不佳，但对人才的渴求和鉴别眼光却值得称道。正是他不盲目排斥汉人，而是有选择地重用，才促成了湘军的崛起。

通过肃顺的推荐，湘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得到了升迁和权力，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郭嵩焘、王闿运、李鸿章等人，均与曾国藩关系深厚，这一关系也帮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事实上，晚清的政治斗争并非单纯的满汉之争，汉人的权力斗争也是背后复杂的博弈。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前，很多汉人曾担任重要职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许多汉人都面临着内外压力。正如清廷对曾国藩的反应，尽管他长期未能获得实权，但在战局的变动中，曾国藩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

曾国藩的治军方针一方面保证了湘军的强大，另一方面也确保了他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在与其他官员的斗争中，曾国藩展示出了极大的耐性与智慧。他不与中枢权力斗争，而是注重维护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一切表明，曾国藩真正的斗争并非与何桂清等人，而是与那些力图破坏湘军团结的官僚斗争。在权力的博弈中，曾国藩深知，保持稳定与团结，才是真正的胜利。